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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鹤年还将文绍荣的秘密调查结果向皇帝进行了详细汇报，报告中提到：陈言经过福州到了台湾，其台湾之行的真正目的无法确认，现在自己只能向广东抚臣问讯，并下令让台湾道、福州府彻查根究。同治皇帝一看，李鹤年的报告是在踢皮球，于是只在报告上朱批：该“衙门知道”。同治皇帝希望沈葆桢能够查个水落石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官员之间相互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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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接到李鹤年的信函后，立即对陈言进行了详细调查。令沈葆桢惊讶的是：陈言现在竟然受聘于黎兆棠。黎兆棠，字召民，广东顺德人，1853年取得进士出身，曾经在总理衙门供职。1867年南下代理台湾道台，成为台湾地区临时行政长官，与沈葆桢一直私交甚密。在日本进兵台湾问题上，沈葆桢第一个想到的助手就是黎兆棠。因为黎兆棠与奕、文祥等一大帮皇亲贵胄关系密切，而且天天跟欧美的驻华使节打交道，对洋人相当了解。在代管台湾期间，黎兆棠跟台湾绅商交往频繁，洞悉错综复杂的生番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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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密案牵扯到了黎兆棠，这让沈葆桢着实为难。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二人关系密切，更是因为黎兆棠一直兢兢业业，带重病工作，五十岁的人看上去比六十岁还老。沈葆桢本想按照福州方面的意思询问陈言的情况，可是一看到黎兆棠日益憔悴的样子，担心他听后心情更坏，就没有当面询问陈言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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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沈葆桢只有调查现任台湾道夏献纶。一问才知道：夏献纶已经向黎兆棠调查过了，并得知陈言的英文很好，对洋人的情况很熟，黎兆棠就将其借聘了三个月。夏献纶问及至关重要的台湾相关文件有没有被陈言偷看过，黎兆棠的答复是：重要文件自己在家时从没有看过，不存在泄露给陈言的可能，而且在他邀请陈言到台湾之前，报纸就已经刊登了这份军机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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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泄密者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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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机密到底是谁泄露给陈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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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绍荣在香港秘密调查期间，虽然挖出了《华字日报》的总经理陈言，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调查出陈言背后那个庞大的广东政商网络。《华字日报》真正的出资人有三位：黄胜、何启、伍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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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华字日报》的过程中，黄胜、伍廷芳、何启以印刷设备等资产入股，成为股东，他们聘请同为广东人的陈言为总经理。黄胜又聘请王韬为《华字日报》主笔。王韬曾经上书太平军将领刘绍庆，为其出谋划策。淮军进入上海后，搜罗出王韬跟太平军的书信，以“通贼”罪下令通缉王韬，王韬于是流亡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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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香港期间，王韬跟英华书院院长合作翻译《尚书》，并因此认识了黄胜。在《尚书》翻译期间，王韬又与黄胜合作翻译有关西方兵器制造的书——《火器说略》。《火器说略》翻译完毕后，黄胜将其进呈广东老乡丁日昌。丁日昌曾经是曾国藩幕僚，后出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成为李鸿章手下的红人。王韬跟李鸿章借此书冰释前嫌，一条香港报业人跟李鸿章之间的民间交流渠道就此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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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在打通李鸿章这条通道的同时，又强化跟广东商帮的联系。1872年，北京方面出现以宋晋为首的保守派反对改革，以郑观应为首的商界精英不断地通过舆论支援汉族武装集团的改革计划。郑观应每次写了文章，都会将底稿誊抄一份寄给王韬，甚至在出版新书之前，还邀请王韬撰写序言。[14]王韬也不吝笔墨，十分赞誉郑观应的文章。由此可见，王韬跟广东商帮关系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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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胜聘请王韬为《华字日报》主笔，一方面因为王韬的才华，另一方面考虑到王韬在华人跟洋人中的影响力。1874年6月，以唐廷枢、容闳为首的一帮广东商人，在跟江浙商帮打杨月楼案口水仗期间，创办了《汇报》。由于两家报纸的出资人关系密切，因此《汇报》跟《华字日报》便在内容上进行战略合作，约定报道内容可以相互摘录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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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绍荣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远隔千里的两家报纸背后，有着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沈葆桢还是李鹤年，他们最终也未能查出到底是谁将机密泄露给《华字日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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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爱开玩笑，谁承想唐廷枢给李鸿章的一份电报会泄露出有关军机密案的蛛丝马迹。1874年5月13日，唐廷枢从上海到天津面见李鸿章。唐廷枢跟李鸿章说，自己当天收到一份日本电报，内容是日本已经从英国商人那里订购了两艘轮船，还托人在上海购买轮船，招募欧美流浪在上海的无赖之徒，打算让这些人搭乘新购买的轮船赴长崎当雇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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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认为，日本人如果不是计划运送兵马粮饷，为何要急于加价收购上海旧船？而且日本横滨的报纸上说，日本要兵发朝鲜，这就更加反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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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跟唐廷枢详细地分析了日本兴兵局势，他们认为如果日本真要向朝鲜发兵，那么日军应该在日本西北之对马岛济渡，不应由西南之长崎征发。李鸿章跟唐廷枢的看法一致，判断日本将兵发台湾，因为长崎与台湾东面相对，日本政客们向报刊透露出征伐朝鲜的虚假消息，意在声东击西，麻痹清政府，消解中国备战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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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唐廷枢一番分析之后，李鸿章立即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报告，将日本电报以及台湾形势向皇帝进行了汇报。他向皇帝建议，一定要快速向福州方面传达日本军界的动向。福州军界跟政界一定要进行军事和外交筹划，如果日本兵船开到，福州军区台湾部队应第一时间狙击日军，给福州以及北京留出更多筹划时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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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报告以六百里加急送抵北京。第二天，同治皇帝就召开了御前会议，军机处、总理衙门的一干中央领导干部参加讨论。当天，同治皇帝就向军机处发出谕旨，令沈葆桢以巡阅之名，带兵赴台。那时，唐廷枢还在天津，有关李鸿章的汇报，以及5月14日北京御前会议的内容，他都可以从李鸿章处详细了解到。更为重要的是，李鸿章跟沈葆桢在书信中反复磋商用轮船招商局船只运送淮军入台的事宜。唐廷枢站在商人的角度，不断跟沈葆桢讨价还价，自然洞悉沈葆桢赴台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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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字日报》与《汇报》刊发的报道不仅有5月14日御前会议讨论的内容，还有沈葆桢防卫台湾的详细部署，尤其是购买铁甲船的计划。李鸿章跟沈葆桢在书信中多次讨论铁甲船采购的想法，甚至提出向英法银行贷款购船的计划。沈葆桢派出特使赴上海跟英国、德国商人商洽购船。身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同时身兼多家外资公司董事之职，对洋商的情报了如指掌，李鸿章自然委托其协助沈葆桢所派特使购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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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在协助特使购船期间，容闳正在跟华盛顿方面交涉。中美双方相互沟通台湾方面的情况原本在情理之中，但沈葆桢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即陈言离开台湾的时候，黎兆棠让陈言到上海打探日本方面的情报，这个完全违背常理的举动背后隐藏着什么？陈言在去台湾之前的五六月到底在哪里？期间跟谁接触？都干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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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兵台湾之前，由于在代理台湾行政长官期间没有通过吏部考核，黎兆棠不再担任台湾最高行政长官一职。这给原本在官场顺风顺水的黎兆棠造成前所未有的打击。黎兆棠与广东政商界，尤其是李鸿章身边的人走动，图谋东山再起，这亦在情理之中。黎兆棠进入台湾期间，唐廷枢主管的轮船招商局已经开通了长崎、旧金山等国际航线，黎兆棠自然希望陈言能够到上海打探更多日本方面的消息，为自己在台应对日军提供更多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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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真的泄露了军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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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闽浙还是两江政界跟军界，没有任何人将目光投向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汇报》为了跟当时上海报纸老大《申报》争夺话语权，在摘录了《华字日报》的军机泄密文章后，在上海一时洛阳纸贵，风头盖过《申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政客商人，都将《汇报》视为圭臬，《汇报》成为上海滩了解北京政府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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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创办《汇报》，一方面是为商人争取话语权，更重要的是通过舆论阵地影响政府。通过舆论的公开透明，让行政阳光化，政府的信用才得以监督。从以李鸿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摸索国有资本改革，到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民营资本改革，资本成为权力的附庸，商人犹如摇尾乞食的乞丐。军机泄密案只是商人的敲山震虎，意在警告北京政府，由商人控制的舆论可以影响政府，甚至引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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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们的计划逐渐变成现实。北京朝廷跟各地督抚也正不断地通过报刊了解战争，掌握世界局势的变化。日本进兵台湾后，皇帝的谕旨、军机处的密令、总理衙门的报告，以及封疆大吏们的六百里加急，经常会援引新闻纸的消息。舆论的隐权力开始向中央及地方渗透，进而影响政治、军事、外交的权力生态系统，最终推动了政治清明的改革，在制度上确保商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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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控制的《汇报》泄露了军机，这娄子捅得实在太大了。慈禧太后的盛怒、专案组的调查、督抚们的汇报，这些都意味着爱新觉罗王朝已经意识到舆论的力量，一旦这种隐权力无节制地膨胀，那阳光化的监督将会约束皇室的威权，甚至会动摇帝国的体制。皇帝彻查军机泄密案的真正目的是：通过皇权打压舆论隐权力。广东商帮是幸运的，因为在军机处成立调查专案组之时，北京政局就开始变得更加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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