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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谈判代表团到了北京，直接就找到总理衙门，可是奕还在接受调查，总理衙门没有人跟日本人谈判。慈禧太后一看大事不好，马上发话，“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已撤销”，[16]赏还奕爵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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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恢复了恭亲王爵位，连同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一干职务也全部恢复。大久保利通开始和奕坐下来谈判。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看见台湾问题都上桌谈判了，于是决定将军机泄密案推向广东方面。因为陈言在香港，按照中英引渡条约，广东方面可以照会英国，将陈言引渡到广东，最后送抵北京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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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1月12日，文煜等官员的报告以六百里加急送抵北京。福州的信使一到北京，只见整个北京城愁云惨雾，挂满了白幡。到了军机处，信使才知道同治皇帝已经死了。身染梅毒的小皇帝死在养心殿东暖阁的床上。当大家在东暖阁忙着装殓同治皇帝遗体的同时，养心殿的大殿上正在庄严地举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大清帝国迎来了又一位小皇帝——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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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政界跟军界的报告送到了奕手上，奕真是哭笑不得。因为，在1874年的12月20日，西乡从道已经拿着五十五万两白银赔款回日本了，沈葆桢他们正忙着台湾的海防跟经济建设。文煜他们的报告既然送来了，北京朝廷必须应当有所回应。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两广代理总督张兆栋下谕旨，让张兆栋设法抓捕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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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栋当时是代理总督，一直盼望能够转正。他非常清楚，一旦抓住陈言，以沈葆桢为首的汉族集团将难逃干系，甚至会查出广东商帮的后台李鸿章。沈葆桢处理台湾军务有功，李鸿章又在奏请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这两位同科正利用北京清政府执政精英内部的分化谋划一场更大的棋局。张兆栋心知肚明，如果真的将陈言抓捕，自己就成了军机泄密案真正的牺牲品。最终，这桩泄密案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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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文祥的政改，为富国图强还是留名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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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的改革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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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的身体看上去相当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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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想过去扶文祥一把，可是在同治皇帝的灵柩前，他只能远远地看着文祥的身体就这么颤抖着。文祥现在是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奕遭遇免官削爵的时候，文祥同样遭遇免官调查。身为清政府高级官员，文祥是以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官僚集团推动改革的中央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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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刚刚结束跟大清帝国总税务司赫德的会面，赫德信心满满地承诺：一定要为大清搞到最先进的铁甲战舰。[17]对于赫德的承诺，文祥心里还是很不踏实，因为早在十年前赫德就跟奕拍过胸脯，要帮大清买舰队，结果却是胎死腹中。这一次，赫德会不会又重玩儿十年前的把戏？文祥希望赫德能够拿出一个详细透明的采购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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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的北京谈判令文祥相当无奈，日本政客将北京朝廷信奉的“天下观”玩弄于股掌之间，将西方的“世界观”视为他们窃取台湾的王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外交准则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现在的西方国家将《万国公法》奉为外交经典。一直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身上全然没了东方的影子，文祥对此很是好奇，一场国内政治改革真能令日本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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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跟大久保利通在北京会晤的时候，日本的内政改革已经完成。内务省成为日本新的权力中心，内设警保、劝业、户籍、驿递（即邮政）、土木、地理等部门，各府县的地方长官直接听命于内务省。大久保利通亲自担任内务卿。为了推动商业发展和维护政治改革的稳定，大久保利通将劝业跟警保两个部门的行政级别提升为国家部委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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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帝国，对“改革”的争议已经超过十年了。当年，奕把将军权收归爱新觉罗皇族，图谋打造帝国海军舰队，直捣南京，剿灭太平军。遗憾的是，当时的谋划落入伦敦政客的圈套之中，最后不了了之。随后，在不动摇政治根基的前提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开始尝试军事工业改革。国家资本在官僚化的衙门运作模式下，渐渐成为汉族武装集团改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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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曾经在给同治皇帝的一份报告中感叹：“十余年来，迄无成效，其故由于鄙弃洋务者，讬空言而无实际。”[19]在文祥看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国有资本改革路线已经成为空言。与此同时，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则是想方设法要将民营资本引入改革之中。文祥对汉族武装集团的如意算盘非常清楚，他们是要通过民间资本改革来接盘脆弱的国有资本改革，在没有解决国有资本存在的腐败跟低效率等根本问题之前，用民间资本改革来搁置改革争议。最终，李鸿章通过设立轮船招商局化解了国有资本的反腐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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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吹响了全面改革的冲锋号。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组建了轮船招商局董事会，试图让轮船招商局按照现代化公司的模式来经营。不难看出，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分成了三股势力，董事会中的唐廷枢和徐润代表了民营资本利益，朱其昂代表了漕帮利益，盛宣怀代表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政府利益。民营资本利益方很快就发现，“官督商办”成了轮船招商局经营中的枷锁，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李鸿章他们经常对轮船招商局的经营模式任意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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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是帝国民营资本回归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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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吸引了大量的民营资本回归。起初，民营资本利益方想当然地认为，在政府不干涉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打着政府督办的旗帜开拓市场。但他们很快就发现，改革变味儿了。为了扩大市场，政府将官方漕粮运输业务划拨给了轮船招商局。可是在具体的运作中，掌握漕粮划拨、调度大权的地方官却借机不断往轮船招商局塞人，这令招商局难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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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74年，轮船招商局已经成了政客们的角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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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文祥对帝国的改革也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作为帝国改革标杆的轮船招商局，早就背离了现代化公司的运作模式。李鸿章也在给大哥李瀚章的一封家书中抱怨，轮船招商局的四位董事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盛宣怀各有私意。总局、分理处都是唐廷枢跟徐润的亲信，盛宣怀跟唐廷枢“不甚相洽”。1874年，盛宣怀还一度游说长江中游各省的商人，“欲于商局外另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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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日本，虽然倒幕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武士阶层的动荡也是风云变幻，但大久保利通依然能有效地推动日本的改革。可大清帝国现在尚且算是海晏河清，改革却举步维艰。身为朝廷官员，文祥也非常无奈，他曾感叹道，大清帝国“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甚至有不少官员一提到改革，就为之色变，“视办理洋务为畏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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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小国尔，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两只，竟敢籍端发难。”文祥通过跟大久保利通的谈判，越发感到改革的重要性。虽有沈葆桢担任福州船政大臣，马尾船厂也制造了超过十艘的轮船，不过那些轮船根本无法同日本的铁甲船相抗衡，而且沈葆桢带领的淮军不能开战，只能以巡阅的名义，吓唬远道而来的日本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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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进京期间，李鸿章了解到，当时的同治皇帝已经病入膏肓，文祥的身体也每况愈下。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皇位争夺战已经白热化。同治皇帝跟慈禧太后联手唱了一出罢免恭亲王的双簧戏。在宗人府调查奕期间，身为他的政治盟友，文祥内心的无助跟惶恐不难想象。同样，李鸿章心里又岂能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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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集团与汉族集团的利益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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