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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文祥的政改，为富国图强还是留名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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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的改革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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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的身体看上去相当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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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想过去扶文祥一把，可是在同治皇帝的灵柩前，他只能远远地看着文祥的身体就这么颤抖着。文祥现在是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奕遭遇免官削爵的时候，文祥同样遭遇免官调查。身为清政府高级官员，文祥是以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官僚集团推动改革的中央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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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刚刚结束跟大清帝国总税务司赫德的会面，赫德信心满满地承诺：一定要为大清搞到最先进的铁甲战舰。[17]对于赫德的承诺，文祥心里还是很不踏实，因为早在十年前赫德就跟奕拍过胸脯，要帮大清买舰队，结果却是胎死腹中。这一次，赫德会不会又重玩儿十年前的把戏？文祥希望赫德能够拿出一个详细透明的采购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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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的北京谈判令文祥相当无奈，日本政客将北京朝廷信奉的“天下观”玩弄于股掌之间，将西方的“世界观”视为他们窃取台湾的王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外交准则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现在的西方国家将《万国公法》奉为外交经典。一直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身上全然没了东方的影子，文祥对此很是好奇，一场国内政治改革真能令日本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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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跟大久保利通在北京会晤的时候，日本的内政改革已经完成。内务省成为日本新的权力中心，内设警保、劝业、户籍、驿递（即邮政）、土木、地理等部门，各府县的地方长官直接听命于内务省。大久保利通亲自担任内务卿。为了推动商业发展和维护政治改革的稳定，大久保利通将劝业跟警保两个部门的行政级别提升为国家部委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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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帝国，对“改革”的争议已经超过十年了。当年，奕把将军权收归爱新觉罗皇族，图谋打造帝国海军舰队，直捣南京，剿灭太平军。遗憾的是，当时的谋划落入伦敦政客的圈套之中，最后不了了之。随后，在不动摇政治根基的前提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开始尝试军事工业改革。国家资本在官僚化的衙门运作模式下，渐渐成为汉族武装集团改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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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曾经在给同治皇帝的一份报告中感叹：“十余年来，迄无成效，其故由于鄙弃洋务者，讬空言而无实际。”[19]在文祥看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国有资本改革路线已经成为空言。与此同时，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则是想方设法要将民营资本引入改革之中。文祥对汉族武装集团的如意算盘非常清楚，他们是要通过民间资本改革来接盘脆弱的国有资本改革，在没有解决国有资本存在的腐败跟低效率等根本问题之前，用民间资本改革来搁置改革争议。最终，李鸿章通过设立轮船招商局化解了国有资本的反腐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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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吹响了全面改革的冲锋号。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组建了轮船招商局董事会，试图让轮船招商局按照现代化公司的模式来经营。不难看出，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分成了三股势力，董事会中的唐廷枢和徐润代表了民营资本利益，朱其昂代表了漕帮利益，盛宣怀代表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政府利益。民营资本利益方很快就发现，“官督商办”成了轮船招商局经营中的枷锁，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李鸿章他们经常对轮船招商局的经营模式任意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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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是帝国民营资本回归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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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吸引了大量的民营资本回归。起初，民营资本利益方想当然地认为，在政府不干涉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打着政府督办的旗帜开拓市场。但他们很快就发现，改革变味儿了。为了扩大市场，政府将官方漕粮运输业务划拨给了轮船招商局。可是在具体的运作中，掌握漕粮划拨、调度大权的地方官却借机不断往轮船招商局塞人，这令招商局难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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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74年，轮船招商局已经成了政客们的角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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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文祥对帝国的改革也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作为帝国改革标杆的轮船招商局，早就背离了现代化公司的运作模式。李鸿章也在给大哥李瀚章的一封家书中抱怨，轮船招商局的四位董事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盛宣怀各有私意。总局、分理处都是唐廷枢跟徐润的亲信，盛宣怀跟唐廷枢“不甚相洽”。1874年，盛宣怀还一度游说长江中游各省的商人，“欲于商局外另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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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日本，虽然倒幕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武士阶层的动荡也是风云变幻，但大久保利通依然能有效地推动日本的改革。可大清帝国现在尚且算是海晏河清，改革却举步维艰。身为朝廷官员，文祥也非常无奈，他曾感叹道，大清帝国“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甚至有不少官员一提到改革，就为之色变，“视办理洋务为畏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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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小国尔，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两只，竟敢籍端发难。”文祥通过跟大久保利通的谈判，越发感到改革的重要性。虽有沈葆桢担任福州船政大臣，马尾船厂也制造了超过十艘的轮船，不过那些轮船根本无法同日本的铁甲船相抗衡，而且沈葆桢带领的淮军不能开战，只能以巡阅的名义，吓唬远道而来的日本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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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进京期间，李鸿章了解到，当时的同治皇帝已经病入膏肓，文祥的身体也每况愈下。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皇位争夺战已经白热化。同治皇帝跟慈禧太后联手唱了一出罢免恭亲王的双簧戏。在宗人府调查奕期间，身为他的政治盟友，文祥内心的无助跟惶恐不难想象。同样，李鸿章心里又岂能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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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集团与汉族集团的利益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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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就是一场利益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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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满洲八旗入关后，一个以满洲、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自然地成了中国最具权势的利益集团。太平军席卷大江南北之时，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迅速崛起。枪杆子里走出的武装集团打破了垄断格局。李鸿章相当清楚，一场以不调整权力结构为前提的改革，最终的成果将被清政府集团侵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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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是清政府集团内部少有的智者，他团结了以文祥为首的一批八旗精英，这批精英清醒地看出大清帝国的致命问题，即清政府集团掌控并且垄断着社会资源，鲸吞着国家各个阶层的利益。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精英阶层腐败丛生，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最终导致社会骚乱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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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文祥痛心疾首。清政府集团的绝大部分精英现在抗拒改革，在垄断了几百年的资源跟利益面前，他们岂能拱手相让？见识过英法联军枪杆子威力的文祥明白，掌握了枪杆子的汉族武装集团不再是可以被肆意欺凌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会再容忍清政府集团侵吞他们的利益。为了让太平军之乱不再上演，清政府集团必须在改革中与汉族武装集团进行利益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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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的权力中枢正在玩一场俄罗斯套娃游戏。战争不断令爱新觉罗家族的精英们闻风丧胆，可是权力带来的诱惑与勾起的欲望又令他们如痴如醉。咸丰皇帝去世的时候，以肃顺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将六岁的同治皇帝推上龙椅。很快，慈禧太后联手以恭亲王为首的另一帮清政府精英发动政变，在同治年间上演“叔嫂共和”的执政格局，打破了君主独裁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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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嫂共和”的执政格局是皇室跟政府相互制约的一种联盟关系，新的执政精英一直在强化自己的利益。早在1865年4月1日，慈禧太后就开始向重用汉人的奕发难：“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21]奕突然起身，慈禧太后以奕欲袭击她为由，褫夺奕的“议政王大臣”封爵。在清政府精英集团中，身为亲王的奕依然拥有竞争皇位的实力。同治皇帝早逝，清政府精英集团中的皇室精英相当恐慌，因为一旦奕坐上了皇帝宝座，帝国势必重回君主独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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