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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的皇帝在年龄上越来越小，清政府执政精英集团对皇权的操控越来越严。奕一夜之间被罢官削爵，他的遭遇令文祥真切地感受到小皇帝大集团控制的政治恶果。随着执政精英集团的膨胀，改革势必会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集团化，集团利益化，最终导致利益向执政精英集团集中，社会分化更加严重，甚至会将汉族官僚武装集团推向北京执政集团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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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辫子考察团赴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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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决定给新皇帝光绪写一封秘密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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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嘉庆年间，洋人渐形强悍，始而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力厉精习机器，以待中国之间，一逞其欲。”[22]在给光绪皇帝的秘密奏折中，文祥详细回顾了西方列强图我中华的经过，战争的硝烟和不平等的合约令爱新觉罗王朝蒙羞，那个曾经金戈铁马的盛世王朝已经成为一只任人欺凌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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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66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奕立即吩咐文祥寻找可靠之人，随赫德一行远赴欧洲考察。在文祥的精挑细选之下，63岁的斌椿成为西洋考察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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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椿西洋考察团的成员都是清政府精英阶层的最外围成员。斌椿隶属于汉军正白旗，在咸丰年间，因为捐助赈灾，获得了八旗副护军参领衔，后来在总税务司当文书，他的儿子广英也以内务府翻译的身份服务于总税务司。斌椿考察团除了他们父子二人外，还有同文馆的三位学生，分别是正黄旗蒙古籍凤仪、镶黄旗汉军籍张德彝和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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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3月7日，斌椿西洋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历时四个月，走马灯似的考察了法国、英国、俄罗斯、德国等11个国家。考察团受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瑞典国王、德国（当时的普鲁士）宰相等欧洲国家元首、政要的接见。在柏林期间，德国首相俾斯麦主动拜访了斌椿。遗憾的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正忙于跟奥地利打仗，所以由普鲁士王妃在皇宫接见了斌椿一行，并将斌椿考察团称为“中国天使”，欧洲的报纸也都在极力渲染中国考察团的欧洲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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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斌椿立即向总理衙门进行了汇报。考察团对欧洲的造船、铁路、纺织、电报、电话、钢铁、煤矿、军工等多个产业进行了考察。遗憾的是，斌椿在报告中谈及这些产业时都是蜻蜓点水，他沉溺于欧洲壮丽辉煌的宫殿和巍峨秀美的山川风景。斌椿拒绝穿上采煤工人服装下到矿井之中，却乐意为美丽的少妇作中国古体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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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万万没有想到，斌椿将自己塑造成了勇闯蛮夷之地的士大夫英雄。技术、制度、文化全被淹没在华丽的诗词歌赋中，英国女王的舞会成了东方神话中的瑶池夜宴。在斌椿的汇报文字中，辞藻华丽，欧洲一切的风物人情全充斥着挥之不去的东方神韵。那位下令向中国开炮的维多利亚女王，俨然就是紫禁城内慈禧太后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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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西洋考察团中，年仅19岁的张德彝却令文祥刮目相看。当考察团团长斌椿沉溺于个人英雄主义之中时，张德彝对欧洲各个国家的城市排水、公共厕所、公园等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以及地铁、自行车、火车、电梯等现代技术兴趣浓厚。张德彝在伦敦考察了英国议会，还专门旁听了英国法庭审案，为英国的刑讯体制所折服。为了比较欧洲议会制度，张德彝还特地考察了法国议会制度和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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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共举六百人，共议地方公事。”英国的议会在斌椿的报告中就这么寥寥几笔，让文祥相当失望。斌椿对英国议会的报告远没有道光年间福建巡抚徐继畲对英国议会研究得深入。在《瀛寰志略》中，徐继畲全面阐释了议会的结构跟权力：英国的上议院为“爵房”，代表的主要是统治阶级贵族，下议院为“乡绅房”，代表的主要为乡绅跟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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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彝通过研究发现，那些以乡绅平民为主的下议院议员拥有立法权、财政和监督权，而那些贵族精英的权力相对受到约束，他们只拥有有限的立法权跟司法权。英国君主的权力也会受到约束，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君主都要遵循法度。议会拥有赞成以及否决君主、内阁所有提案的权力。君主必须遵循一点：重要决策和制度必须由上议院与下议院讨论通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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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的斌椿考察团更像是一个旅游团。以文祥为首的执政精英难以通过斌椿考察团掌握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精髓。1871年，因“天津教案”事件，张德彝跟随赔罪使臣崇厚再度展开欧洲之行。这次，他们发现推行军事铁血政策的俾斯麦已经成为德国的英雄，专制的拿破仑三世已经成为俾斯麦的阶下囚。张德彝还惊奇地发现，内政民主、军事强权的德国的终极目标是法国的金银跟丰富的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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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张德彝的两份欧洲报告，文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欧洲疆域不大，国家众多，即便是比利时、丹麦这样的小国，都有尖端的武器、强悍的军事和先进的技术。在欧洲各国强悍的背后，反映出现代工业跟金融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君主不再是万能的主宰，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民主的议会中。欧洲的富国强兵经验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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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利益集团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执政精英跟商业精英的对立也越来越突出。如何化解精英阶层的对立，确保政治体制改革跟经济体制改革能够稳步推进，西方议会制度为大清帝国提供了解决范本。“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25]文祥在给光绪皇帝的秘密奏折中如此说道：西方国家的两院议会制度在中国很难实施，但是可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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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推出政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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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主张颠覆爱新觉罗家族的专制政体，这可是官僚精英第一次提出如此大胆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一旦推行议会制，皇权将受到约束，清政府精英集团的利益将被彻底重组。由于光绪皇帝只是一个四岁娃娃，所以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文祥的这份秘密奏折自然是递送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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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在秘密奏折中说：“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要。”那么，大清帝国的元气到底伤在哪里？独裁专制？贪污腐化？离心离德？俄国虎视新疆，法国惦记云南、广东，英国更是由印度进入西藏、四川。在文祥看来，欧洲列强之所以得寸进尺是因为摸准了国民人心向背。朝廷要想富国强兵，只有进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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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跟商人对文祥的改革方案相当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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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欧洲的王韬对民主政治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民主之国的一国之主是人民，“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26]王韬理想中的议会制民主是：国家有事，无论是贵族议员，还是平民乡绅议员，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意见，最终通过投票表决，表决通过的议题才能在全国推行；如果没有通过，君主也不能强制推行，君主只是总领议会之大成，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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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彻查军机泄密案的目的，就是要敲打广东商帮背后的汉族武装集团。因此，在舆论方面，广东商帮在一段时间内相当克制。广东商帮的笔杆子郑观应跟王韬过从甚密。现在，文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思想家王韬也发表了自己对议会制民主的看法，这些商人则看到了改革背后的商机。一直图谋通过舆论话语权影响朝廷决策的广东商帮，岂能错过这次由北京方面发起的改革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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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一改往日的犀利，他认为，现在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他们盯住的是中国丰富的资源。当前，北京方面已经很难阻挡西方列强通商的势头，这就势必需要按照国际公法进行外交。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证实：弱国无外交。要想得到平等的外交、通商之权，就一定要国富民强，也只有国富民强了，国势才能得到伸张。郑观应理想中的议会民主才是富国之正途：“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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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文祥的政治改革方案没有商人跟思想家设想得那么乐观。在给沈葆桢的一封私信中，李鸿章讨论了文祥在英国订制铁甲船的计划，这个计划跟沈葆桢之前的提议如出一辙，不过海防问题并非购买铁甲船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李鸿章感叹到，现在虽由文祥主持国防改革之论，但是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可能只是为身后立下改革牌坊的空谈而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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