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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共举六百人，共议地方公事。”英国的议会在斌椿的报告中就这么寥寥几笔，让文祥相当失望。斌椿对英国议会的报告远没有道光年间福建巡抚徐继畲对英国议会研究得深入。在《瀛寰志略》中，徐继畲全面阐释了议会的结构跟权力：英国的上议院为“爵房”，代表的主要是统治阶级贵族，下议院为“乡绅房”，代表的主要为乡绅跟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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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彝通过研究发现，那些以乡绅平民为主的下议院议员拥有立法权、财政和监督权，而那些贵族精英的权力相对受到约束，他们只拥有有限的立法权跟司法权。英国君主的权力也会受到约束，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君主都要遵循法度。议会拥有赞成以及否决君主、内阁所有提案的权力。君主必须遵循一点：重要决策和制度必须由上议院与下议院讨论通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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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的斌椿考察团更像是一个旅游团。以文祥为首的执政精英难以通过斌椿考察团掌握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精髓。1871年，因“天津教案”事件，张德彝跟随赔罪使臣崇厚再度展开欧洲之行。这次，他们发现推行军事铁血政策的俾斯麦已经成为德国的英雄，专制的拿破仑三世已经成为俾斯麦的阶下囚。张德彝还惊奇地发现，内政民主、军事强权的德国的终极目标是法国的金银跟丰富的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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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张德彝的两份欧洲报告，文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欧洲疆域不大，国家众多，即便是比利时、丹麦这样的小国，都有尖端的武器、强悍的军事和先进的技术。在欧洲各国强悍的背后，反映出现代工业跟金融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君主不再是万能的主宰，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民主的议会中。欧洲的富国强兵经验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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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利益集团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执政精英跟商业精英的对立也越来越突出。如何化解精英阶层的对立，确保政治体制改革跟经济体制改革能够稳步推进，西方议会制度为大清帝国提供了解决范本。“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25]文祥在给光绪皇帝的秘密奏折中如此说道：西方国家的两院议会制度在中国很难实施，但是可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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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推出政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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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主张颠覆爱新觉罗家族的专制政体，这可是官僚精英第一次提出如此大胆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一旦推行议会制，皇权将受到约束，清政府精英集团的利益将被彻底重组。由于光绪皇帝只是一个四岁娃娃，所以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文祥的这份秘密奏折自然是递送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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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在秘密奏折中说：“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要。”那么，大清帝国的元气到底伤在哪里？独裁专制？贪污腐化？离心离德？俄国虎视新疆，法国惦记云南、广东，英国更是由印度进入西藏、四川。在文祥看来，欧洲列强之所以得寸进尺是因为摸准了国民人心向背。朝廷要想富国强兵，只有进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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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跟商人对文祥的改革方案相当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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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欧洲的王韬对民主政治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民主之国的一国之主是人民，“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26]王韬理想中的议会制民主是：国家有事，无论是贵族议员，还是平民乡绅议员，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意见，最终通过投票表决，表决通过的议题才能在全国推行；如果没有通过，君主也不能强制推行，君主只是总领议会之大成，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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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彻查军机泄密案的目的，就是要敲打广东商帮背后的汉族武装集团。因此，在舆论方面，广东商帮在一段时间内相当克制。广东商帮的笔杆子郑观应跟王韬过从甚密。现在，文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思想家王韬也发表了自己对议会制民主的看法，这些商人则看到了改革背后的商机。一直图谋通过舆论话语权影响朝廷决策的广东商帮，岂能错过这次由北京方面发起的改革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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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一改往日的犀利，他认为，现在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他们盯住的是中国丰富的资源。当前，北京方面已经很难阻挡西方列强通商的势头，这就势必需要按照国际公法进行外交。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证实：弱国无外交。要想得到平等的外交、通商之权，就一定要国富民强，也只有国富民强了，国势才能得到伸张。郑观应理想中的议会民主才是富国之正途：“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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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文祥的政治改革方案没有商人跟思想家设想得那么乐观。在给沈葆桢的一封私信中，李鸿章讨论了文祥在英国订制铁甲船的计划，这个计划跟沈葆桢之前的提议如出一辙，不过海防问题并非购买铁甲船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李鸿章感叹到，现在虽由文祥主持国防改革之论，但是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可能只是为身后立下改革牌坊的空谈而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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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不当棋子当河豚，李鸿章的鲜美与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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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动慈禧、拉拢奕，李鸿章左右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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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六，李鸿章坐在书案前，凝眉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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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之前，不少督抚大臣向紫禁城上书，公推李鸿章为即将组建的帝国海军的统帅。这些人赞誉李鸿章可以“竭股肱之力，济之以忠贞”[29]，认为他会将大清帝国的海军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威武之师。直隶总督作为“八督之首、疆臣领袖”，做得好是一条通向中央权力中枢最后一公里的快车道，若做不好，就是中央放在京畿大门的傀儡，会成为一根平庸的帝国盲肠。李鸿章岂甘心成为盲肠？不过，督抚们的赞誉足以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坐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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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文祥推动的海军组建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李鸿章给文祥写了一封密信，很谦虚地说督抚们的公推只是片面地听取了“廷臣会议之说”，“不察其所以然，言之不免烦冗”，李鸿章此举意在缓释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不安。与此同时，李鸿章还不断给慈禧太后写报告，希望进京叩谒梓宫。慈禧太后感动于李鸿章的真诚，允许其进京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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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叩谒梓宫之前，拜见了恭亲王奕。当时，清政府执政精英中有不少人担心奕会抢班夺权，于是以病休为名对奕实行软禁。在清政府执政集团中，以奕、文祥为首的政治联盟相对开明，所以，取得奕的支持，是李鸿章获取万里海疆统兵大权的重要筹码。李鸿章跟奕会面时，详细讨论了组建海军时有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个方面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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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召见李鸿章时，李鸿章痛心疾首地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30]他还认为，欧美列强之所以敢欺凌中国，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现代化的工业、强悍的军事支持，“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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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身为清政府执政集团中的领军人物，慈禧太后对欧美列强的欺凌有着切肤之痛。可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人才匮乏，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有图强之想法，却无图强之远谋。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开出的药方为：变法与用人，否则“别无下手之方”。李鸿章认为：“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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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叩谒梓宫期间，北京城暗流涌动，光绪皇帝继位以及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合法性受到祖宗家法的挑战。按照祖宗家法，身为同治皇帝堂弟和表弟的爱新觉罗·载湉在法理上不能继承皇位。皇位应该由过继宗族中同治皇帝下一辈男子来继承，以确保皇族的延续性。如果继承者年幼需要太后垂帘听政，只能由同治皇帝的皇后垂帘。在子嗣继承跟垂帘听政的皇权准则之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为了操控皇权，继续玩一场俄罗斯套娃游戏，反对者甚至闹出自杀尸谏的惊天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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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被反对者搞得焦头烂额，于是召集一帮王公大臣进宫召开秘密会议。慈禧太后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满蒙亲贵们支持自己再度垂帘。当时，有奕的政治盟友站出来反对，希望慈禧太后遵守祖宗家法，以宗社为重，择贤而立。但慈禧太后反驳说，同治皇帝没有孩子，立年长者不听话，年幼者则可以不断教育，并当场宣布立载湉为帝。为了完成垂帘听政的合法化，光绪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恭请太后垂帘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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