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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兵事是帝国军机大事，海防兵事上的人事安排是一门技术活儿，更是李鸿章政治联盟的全新布局。李鸿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提出，在北洋三省设一统帅，这个人的能力一定要超越自己。南洋四省口岸多，设置一个统帅管不过来，可以责成地方大员经理。北洋统帅的具体人选，李鸿章显然是为自己留下的，南洋那边的人选他也替皇帝想好了，他认为沈葆桢主办船政事宜、处理台湾事务有功，可委以重任，加上熟悉现代工业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南洋兵事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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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鸿章给沈葆桢送的一份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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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知道，自己现在是王公大臣们眼中美味的河豚，爱新觉罗王朝迷失于万里海疆，督抚们公推自己作为海军统帅，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固有权力寻求一道保护墙。自己是成则为君分忧，败则声名俱毁。紫禁城将李鸿章当成了分权维稳的棋子，分权制衡的过程实则也是对李鸿章这只河豚拔毒的过程，淮军现在拥有最精锐的装备，身为统辖百官的文华殿大学士岂能拥兵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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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海疆万里，没有铁杆的政治盟友，文华殿大学士空有其名，海军统帅也只是一具僵壳。沈葆桢，李鸿章的同科，岂能成为左宗棠的棋子？李鸿章为了彰显自己对沈葆桢毫无戒心的诚意，决定将筹办海军的报告誊抄一份给沈葆桢。这份海军报告详细地提出了练兵、造船、筹饷等多方面的计划，是李鸿章鼎定海军统帅的一份考卷。在筹建海军的过程中，拥有造船经验跟对日外交经验的沈葆桢是不可多得的政治盟友，海军报告是李鸿章送给沈葆桢重要的诚信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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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报告只是彰显李鸿章的诚意而已，将沈葆桢推向南洋统帅之位才足以成为李鸿章与其结盟之筹码。在给光绪皇帝的报告中，李鸿章将沈葆桢作为南洋海军统帅的预备人选推荐给皇帝，理想的职位是两江总督。剿灭太平军后，两江总督基本被湘军跟淮军集团垄断。现在代理两江总督的是湘军宿将刘坤一，此人跟左宗棠同为根正苗红的湘军楚勇派，是左宗棠坚定的政治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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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叩谒梓宫期间，游说北京的王公大臣们支持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日军进兵台湾期间，沈葆桢提出了组建帝国海军的原始动议，加之其亲领淮军精锐在台扬威，给文祥他们的北京谈判增加了筹码。李鸿章在北京的游说自然得到了以文祥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的支持。就在正月初六这天，李鸿章给沈葆桢写了一封私信，他透露北京方面会在春天批准海军筹建事宜。李鸿章在信中向沈葆桢暗示，自己已经向北京方面推荐他出任两江总督，朝廷的调令很快会下来，“南洋数省提挈纲领，舍我公其谁与归？”[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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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肃州城，左宗棠坐在中军大帐中，满脸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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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主持的海防改革才刚刚开始，左宗棠就听到有督抚向朝廷提议西征暂缓。尤其是李鸿章，他在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说，新疆自乾隆年间归化王土，每年国家要花三百多万两白银用于戍边，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现在，沙俄跟英国都对新疆虎视眈眈，相互派遣军事指挥团前往，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均势。北京方面可招抚伊犁、喀什、乌鲁木齐等地酋长，以苗、瑶土司的治理模式对新疆进行管理，这种处理方式也不会伤及帝国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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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还说，现在国家财政极度紧张，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如果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到那时东西两边都会因为财政而出问题。“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给皇帝算了一笔账，开办海防，约计购船、练兵、简器三项，至少先需经费一千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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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翁的心思，就是要看鹬蚌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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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一直在寻求机会分化汉族武装集团，但如果北京方面直接出手，容易导致汉族武装集团出现抵制情绪。在汉族武装集团内部，左宗棠手握十万雄兵，驻守西陲。新疆为帝国北大门，一旦被阿古柏拿下，北京就危险了。可是，历次令大清帝国伤筋动骨的危险却来自海上的坚船利炮。现在李鸿章总督直隶，多跟来自海上的欧美列强打交道，督抚大臣们又都公推李鸿章为海军统帅。现在，如果真的将左宗棠领导的西征停下来，让李鸿章一枝独秀，到时候这只手握海军大权的河豚就真的对清政府执政精英造成致命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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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很快就看到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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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派了一个军事指挥团到新疆跟阿古柏合作，这个军事指挥团同时带去了陆军专用的大炮和一万支步枪。[33]维多利亚还开出支票，答应只要阿古柏跟英国建立独家合作关系，英国就可以派一个领事和一两万名武装士兵驻扎在喀什保护阿古柏，军费由双方共同支付。英国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阻止沙俄南下印度。与此同时，沙俄也迅速派出代表，并出兵占领了整个伊犁地区和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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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跟沙俄的矛盾在不断地尖锐化。英国再送阿古柏六万支步枪和修理厂的设备，还帮助阿古柏铸造大炮、准备弹药。见此情形，清政府执政精英决定派左宗棠兵发新疆，一方面可以将摇摆不定的阿古柏击杀于乱局之中，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西征遏制李鸿章拥兵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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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的决定可苦了左宗棠。他在给胡雪岩的一封私信中抱怨，两江跟广东方面协助西征的军费有一半以上没有划拨，只能向欧美银行贷款打仗。左宗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海防跟塞防只要通盘合计，缓急调整应对，就不担心没有费用。左宗棠在信中还透露：自己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咯血越来越厉害，总感觉自己日欲暮而征途长，真想辞职回家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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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北京为政治盟友沈葆桢布局的时候，左宗棠也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信，信中赞誉沈葆桢在福州船政得华洋之心。在领导军事工业改革方面，各省英贤能胜过沈葆桢者有几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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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推荐沈葆桢总理海防改革中机器、轮船方面的业务。左宗棠在给代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中也表示，福州船政离不开沈葆桢。左宗棠的赞美之词看上去令人心花怒放，可是没有李鸿章送的“两江总督”这份礼物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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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十二，左宗棠收到了北京方面关于同治皇帝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龙驭上宾的消息，这令左宗棠万分尴尬。因为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四，左宗棠接到邸报后才知道同治皇帝得了天花。左宗棠沐浴熏香为皇帝一番祈祷后，于十二月初五给皇帝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同治皇帝静心调养，还提出了具体的调养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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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发出调养报告的当天，同治皇帝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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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去世后，李鸿章争取到了赴京叩谒梓宫的机会，而左宗棠却可怜兮兮地在一个月之后才知道皇帝去世的消息。李鸿章在京游说清政府执政精英期间，慈禧太后将文华殿大学士这份厚礼送给了李鸿章。此时，手握雄兵的左宗棠还在西北为了西征的军饷心力交瘁，咯血不止。在国家政权交接班的关键时刻，左宗棠在政治盟友布局方面本就处于下风，又因自己的后知后觉沦为西北“看门狗”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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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为了让左宗棠跟李鸿章相互钳制，上演了一出通过西北“看门狗”左宗棠远征新疆来遏制“河豚”李鸿章拥兵自重的大戏。在财政严重赤字的情况下，西征跟海防同时进行，清政府执政精英就是要让汉族武装集团最大的两股力量陷入财政的泥沼之中而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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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除了乞求东南沿海的督抚们运送协饷外，就只能让胡雪岩不停地去找欧美银行进行贷款。李鸿章一方面游说朝廷压缩西征军队的开支，以遏制左宗棠西征坐大；一方面利用组建帝国海军的机会全面推动经济改革，进而带动文祥提出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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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现在是春风得意，开始了河豚之谋的全盘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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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情瞬息变更，傥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34]李鸿章在给光绪皇帝的报告中强调，组建帝国海军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练兵，财政、通信、基础设施、资源等，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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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整个国家是商民交困，清政府执政精英看准了这一点，抓住钱的问题离间汉族武装集团。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工业产品充斥中国市场，英国的布匹每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三千万两白银，铜、铁、铅、锡等金属的销售额也达数百万两白银，导致了中国的传统工业利润快速下滑。李鸿章意识到，无论是之前的军事工业改革，还是现在的轮船招商航运业改革，都只是国有资本跟民营资本的自我救赎，难以跟欧美商家争夺市场跟产品定价权，自然也难以获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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