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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很快就看到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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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派了一个军事指挥团到新疆跟阿古柏合作，这个军事指挥团同时带去了陆军专用的大炮和一万支步枪。[33]维多利亚还开出支票，答应只要阿古柏跟英国建立独家合作关系，英国就可以派一个领事和一两万名武装士兵驻扎在喀什保护阿古柏，军费由双方共同支付。英国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阻止沙俄南下印度。与此同时，沙俄也迅速派出代表，并出兵占领了整个伊犁地区和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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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跟沙俄的矛盾在不断地尖锐化。英国再送阿古柏六万支步枪和修理厂的设备，还帮助阿古柏铸造大炮、准备弹药。见此情形，清政府执政精英决定派左宗棠兵发新疆，一方面可以将摇摆不定的阿古柏击杀于乱局之中，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西征遏制李鸿章拥兵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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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的决定可苦了左宗棠。他在给胡雪岩的一封私信中抱怨，两江跟广东方面协助西征的军费有一半以上没有划拨，只能向欧美银行贷款打仗。左宗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海防跟塞防只要通盘合计，缓急调整应对，就不担心没有费用。左宗棠在信中还透露：自己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咯血越来越厉害，总感觉自己日欲暮而征途长，真想辞职回家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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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北京为政治盟友沈葆桢布局的时候，左宗棠也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信，信中赞誉沈葆桢在福州船政得华洋之心。在领导军事工业改革方面，各省英贤能胜过沈葆桢者有几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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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推荐沈葆桢总理海防改革中机器、轮船方面的业务。左宗棠在给代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中也表示，福州船政离不开沈葆桢。左宗棠的赞美之词看上去令人心花怒放，可是没有李鸿章送的“两江总督”这份礼物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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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十二，左宗棠收到了北京方面关于同治皇帝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龙驭上宾的消息，这令左宗棠万分尴尬。因为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四，左宗棠接到邸报后才知道同治皇帝得了天花。左宗棠沐浴熏香为皇帝一番祈祷后，于十二月初五给皇帝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同治皇帝静心调养，还提出了具体的调养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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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发出调养报告的当天，同治皇帝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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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去世后，李鸿章争取到了赴京叩谒梓宫的机会，而左宗棠却可怜兮兮地在一个月之后才知道皇帝去世的消息。李鸿章在京游说清政府执政精英期间，慈禧太后将文华殿大学士这份厚礼送给了李鸿章。此时，手握雄兵的左宗棠还在西北为了西征的军饷心力交瘁，咯血不止。在国家政权交接班的关键时刻，左宗棠在政治盟友布局方面本就处于下风，又因自己的后知后觉沦为西北“看门狗”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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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为了让左宗棠跟李鸿章相互钳制，上演了一出通过西北“看门狗”左宗棠远征新疆来遏制“河豚”李鸿章拥兵自重的大戏。在财政严重赤字的情况下，西征跟海防同时进行，清政府执政精英就是要让汉族武装集团最大的两股力量陷入财政的泥沼之中而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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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除了乞求东南沿海的督抚们运送协饷外，就只能让胡雪岩不停地去找欧美银行进行贷款。李鸿章一方面游说朝廷压缩西征军队的开支，以遏制左宗棠西征坐大；一方面利用组建帝国海军的机会全面推动经济改革，进而带动文祥提出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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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现在是春风得意，开始了河豚之谋的全盘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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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情瞬息变更，傥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34]李鸿章在给光绪皇帝的报告中强调，组建帝国海军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练兵，财政、通信、基础设施、资源等，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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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整个国家是商民交困，清政府执政精英看准了这一点，抓住钱的问题离间汉族武装集团。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工业产品充斥中国市场，英国的布匹每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三千万两白银，铜、铁、铅、锡等金属的销售额也达数百万两白银，导致了中国的传统工业利润快速下滑。李鸿章意识到，无论是之前的军事工业改革，还是现在的轮船招商航运业改革，都只是国有资本跟民营资本的自我救赎，难以跟欧美商家争夺市场跟产品定价权，自然也难以获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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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处，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感叹，中国是守着金饭碗乞讨。综观当时的欧美各国，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开矿。这些通过开采本国矿产资源的国家都富强起来了。如果中国南方滨江近海省份都能设法开办船械制造，所用煤铁无庸向外洋购运，“榷其余利，并可养船、练兵，此军国之大利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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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报告中提出，开采矿山、冶炼修路都需要耗费银钱，中国可以学习西方模式，政府出一部分国有资本，同时向社会募集更多的民营资本，组建股份制商业公司，完全按照现代公司的模式运作和管理，聘请地质、金属冶炼、铁路、通信方面的人才，采购西洋机器，选择产能丰富、利润高的煤铁之矿进行开采，以向军队提供服务为契机，逐渐开现代工业之风气。制造机器轮船，修建铁路，使货物跟欧美产品一样，如此一来，国货利润上来，洋货利润下滑，以利民用，可以达到国富民强双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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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执政精英辩国策，朝廷命官丧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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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了利益辩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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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4月3日，北京东堂子胡同突然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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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不断有王公大臣的轿子抬进东堂子胡同，最终进了总理衙门的院子。今天，恭亲王奕将主持总理衙门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海军国防建设的可行性问题。按照慈禧太后的要求，除了总理衙门的大臣，在京的亲王、郡王、六部、九卿以及回京的各省将军、督抚都要参加今天的会议。在之前给沈葆桢写的私信中，李鸿章就曾预测，北京方面一定会在春天就海防问题给出一个定论。今天的会议似乎印证了李鸿章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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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扩大会议开始，奕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会议的议程，主要针对日军进兵台湾后，沈葆桢、丁日昌、文祥等地方及中央高级官员提出的海军国防建设方案进行讨论。奕希望，参加扩大会议的大臣们能够全面讨论海防的可行性，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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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亲王世铎第一个发言，他情绪激动，让参会者看到了八旗王爷骨子里的豪迈之气。世铎说，现在欧美列强恣意横行，实为前古未有之变局，为天下臣民所共愤。现在正是卧薪尝胆、精求武备、雪耻复仇之际，李鸿章他们提出的练兵、造船等方略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用人、筹饷、练兵最为重要。在他看来，人才是改革之根本，没有人才，船坚炮利终归无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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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铎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认为，一定要派懂兵事、熟悉欧美洋情的德高望重之人督办海防防务，至于旗下的将领，应该由沿海各督抚于水师中挑选久经战阵的干员出任。世铎最后激动地说，只要内外一心，历久不懈，几年就可军威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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