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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等人担心，随着清政府执政集团的膨胀，新的利益集团就会如饥似渴地蚕食改革的利益成果，整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社会底层的矛盾会日趋严重，最终会导致国家的上层利益集团内斗不止，基层社会动荡不断的可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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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凌辰已经看穿了李鸿章等人筹建海军国防背后的大棋局。海军只是汉族武装集团的一枚棋子，他们是以国家防务为突破口，在推动全面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于凌辰深知，要想搅黄李鸿章的棋局，就要向他的人下手。于凌辰在会议上嘲笑说，讲求洋器已经很多年了，可是日本一东洋小国来犯，主事者都委屈求和，这样失败的改革根源在于人，现在的官场已经坏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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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问题一下子成为此次会议的敏感问题。于凌辰抨击，在汉族武装集团的改革中出现大批没有文凭的干部，一些人花钱买官，一些人靠着领导一句话就戴上了乌纱帽，这些人带坏了整个官场。于凌辰对汉族武装集团的人才很是不屑，“吏治坏于开捐，人才坏于滥保”。[38]于凌辰的话简直就是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广东商帮、江浙商帮的商人们都捐过官衔，李鸿章跟左宗棠也都保荐过大量的商业干才。左宗棠一直力保的商人胡雪岩已经获得了从二品布政使官衔，这可是于凌辰这样的八股文人一辈子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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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也开始发言，他对丁日昌提出的造兵轮撤艇船方略还是不能理解。他认为，艇船多是曾国藩时代的水师装备，现在要搞海军就要完全推倒重来，将数百万两银子交给欧美商人，几年后能否交货还不知道，更别说中间还可能存在贪污腐败行为。王家璧嘲笑丁日昌有一个“丁鬼奴”的绰号，还暗讽唯洋人马首是瞻的丁日昌如此谋国，不知是何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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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璧甚至用沈葆桢、容闳1874年上报的采购外国轮船价格差异来证明海军国防建设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王家璧预言这一场改革注定会腐败丛生，危及大清帝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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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看不下去了，插话道，鸦片战争以来，海上来敌对国家造成的创痛越来越深，日本带兵侵犯台湾，再次敲响了海防的警钟。醇亲王奕濬慢悠悠地冒出一句：军士跟装备需要重组，舰艇该淘汰就要淘汰，素质不高的军士也要裁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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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更担心的是北边的沙俄，沙俄地广兵强，西据伊犁，东割黑龙江以北，沙俄之患乃心腹之疾。这两位的言论令整个总理衙门扩大会议进入白热化。只是，参会的王公大臣们万万没有想到，千里之外的黑水洋面，刚刚发生了一场本朝开国以来的大海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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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洋惨案震惊朝野，24名官员命丧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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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4月3日上午10时45分，黑水洋大雾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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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在江面上的轮船招商局的福星号突然遭到撞击，轮船上尖叫声不断，海水瞬间涌进了轮船头舱。舱底的乘客纷纷涌向舢板，但在情急之中，船上的4条舢板只有一条被割断，放落海中。眼看着福星号不断下沉，船上的乘客乱作一团，人们开始相互推搡，都争着要向割断绳索的舢板挤。撞击了福星号的英国澳顺号眼见福星号不断下沉，立即展开救援，拥挤之间只有7人登上澳顺号。[40]眼见局面混乱不堪，澳顺号迅速掉转船头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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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星号为招商局旗下的轮船，船上装载浙江海盐等12县漕粮7270石，货物849件，修造津栈木料8排，计61只，乘客65人，船主、管账、水手等53人。[41]事后只救起客人18名，船主、账房、水手等35名，死亡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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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星号海难的消息传到天津，李鸿章深感震惊。因为遇难者包括相当一部分的大清官员，其中有五品同知衔、知州衔、守备衔官员9人；六品通判衔2人；七品知县衔、县丞衔10人；九品官员3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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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为了确保轮船招商局在海运方面的竞争力，李鸿章跟江南各省份多方沟通，将其漕粮运输业务定向委托给招商局。福星号运送的浙江漕粮正是送往北方救急的7270石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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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天津得到黑水洋海难汇报，立即给北京写了一份报告，将海难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希望北京方面能够立即责成分管黑水洋海域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跟英国方面交涉，彻查海难缘由，提出国际赔偿。李鸿章的报告送抵北京，亲王大臣们都备感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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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洋隶属于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管辖，监管海运粮道军事安全的道台冯焌光成为案件调查的负责人。兵部以六百里加急迅速向冯焌光发出光绪皇帝的命令：“亟须彻底查究，责令赔偿，著饬道员冯焌光照会英国刑司领事速将此案秉公会记，按照条约办理，毋任延狡。”[43]4月8日，收到皇帝命令的冯焌光通知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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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冯焌光跟广东商帮关系密切，曾是曾国藩的老部下，一度担任江南制造总局的总办，是李鸿章工业改革的干将，福星号海难发生前不久就任分巡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冯焌光深知麦华陀不好对付，这位英国爵士在中国多个省份担任过领事，曾经因为扬州教案，两度率领英国军舰直逼南京，要两江总督将扬州知府撤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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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焌光知道，在面对麦华陀这样的外交老手时，只有拿出军人的气魄才能镇得住对方。所以，一见到麦华陀，冯焌光很是气愤地说：“不独漕米客货全数就淹，竟致江浙两省押运委员以及仆从水手人等同时溺毙至数十人之多，异惨非常，殊堪骇诧。事关中外交涉，案情重大，不能不彻底根究。”冯焌光当即决定，与麦华陀“亲提审断”。[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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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华陀派出一名工作人员，会同冯焌光的两名手下，在上海县仵作的主导下，对捞回来的尸体进行验殓。冯焌光提出，要将福星号跟澳顺号的船长提到公堂进行讯问。三天后，麦华陀回复冯焌光，按照英国的法律，如果船只遭遇不测，出现船货丢失人员伤亡的情况，船长自己到司法机关投案的，不必缉拿；如果不投案者，该领事会进行缉拿。澳顺号船长已经到领事馆自首，不必缉拿。麦华陀通知冯焌光，4月12日可以公开审理黑水洋海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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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官员的命只值区区5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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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冯焌光带着一帮官员到“英皇在中日高等法院”，可是麦华陀很遗憾地告诉他，因为黑水洋海难事关中英交涉，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无权参与此案审理，只能前来“听讯”，如果审理结束，中方觉得判案不公，才可“复行查讯”。麦华陀还告诉冯焌光，对于招商局遇难员工及其他死亡人员家属的安抚工作，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应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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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焌光一听就火了，自己无权审案只能听讯，还要负责善后安抚，而澳顺号的责任还要等法庭审理后才能见分晓。更让冯焌光愤怒的是，麦华陀还警告他，根据双方船主的问讯笔录显示：当日雾大，不可能是一艘船的问题，他们希望两艘船都没有问题，那样是最好的结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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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刘坤一对海难案很有信心。他在给冯焌光的一份批示中写道：按照国际通行的航行章程，凡船只遇有雾时，都要缓行，黑水洋大雾，英国商船澳顺号却“行驶猛疾，致将招商轮船撞沉”。面对24名朝廷命官跟41名老百姓的无辜死亡，还有7270石漕粮的巨大损失，“英皇在中日高等法院”应该按照国际公约，“秉公提讯断赔，勿任稍有偏袒”。[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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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批示福星号海难案的文件时态度强硬：照国际行船规例，福星号海难案发生，责在澳顺号，澳顺号“不得任其狡赖，是为至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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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焌光相当谨慎，他建议招商局聘请对英国法律精通的律师参与诉讼。招商局立即聘请了英国律师担文（William Venn Drummond）出任中方的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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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在中日高等法院”的审理开始了，可是冯焌光发现，法庭没有扣留澳顺号。他担心，如不扣船，福星号上的人命跟漕粮赔偿便没有保障。麦华陀回复冯焌光：“以扣留澳顺轮船追赔船货，应由法院主政，领事向无此权。”冯焌光一听又火了，历次的中外教案、商业纠纷，哪一次不是领事出头：“轻者向地方官理结，重者调水师兵船，帮同办理，甚至毁我炮台，扣我船只，尚有许大权柄。今于澳顺一船，何独无权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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