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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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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杜文溥：《杜牧禀赋津员董同乘福星轮船在洋被撞沉没》，《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6，《恩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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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王增福供词》，光绪元年三月初一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馆藏号：46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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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四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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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元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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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苏松太兵备道冯（焌光）文》，光绪元年三月初三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馆藏号：46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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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英领事麦照复》，光绪元年三月初六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馆藏号：46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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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刘坤一批示》，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馆藏号：46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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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李鸿章批示》，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馆藏号：46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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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清）张荫桓：《律师》，《三洲日记》光绪十二年，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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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清）杜文溥：《杜牧等禀淹溺员董家丁于沪局节省经费内先行接济各该家属》，杨守岘等纂：《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6，《恩恤事宜》，光绪十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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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清）刘坤一：《致总署》，光绪元年四月初六日，《刘坤一遗集·书牍》卷14，中华书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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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第九章 金权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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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胡雪岩，大发国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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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和塞防，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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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4月12日，当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冯焌光望着戒备森严的“英皇在中日高等法院”无奈长叹的时候，远在兰州城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中军大帐奋笔疾书，他在给光绪皇帝写一份秘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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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对总理衙门扩大会议的情况毫无了解，更对当天黑水洋的海难一无所知，他手上只有一份二月十二日收到的光绪皇帝的上谕，这是军机处以秘密的方式送抵西北的，这份密令在路上走了二十天。光绪皇帝要求左宗棠对海防跟塞防问题“妥筹密奏”，左宗棠顿时明白了紫禁城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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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一方面希望李鸿章的河豚之毒能够令大清还魂，另一方面希望寻求拔毒的第三方钳制力量。束带蛇具有遏制河豚之毒的功效，在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眼中，攻击性极强的左宗棠犹如束带蛇，是钳制河豚李鸿章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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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又能保证手握十万大军的左宗棠不会成为李鸿章第二呢？对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早有筹划，将左宗棠这一条攻击性极强的束带蛇放在遥远的西北戍边。一方面，没有东南军饷的支持，即便攻击性再强，束带蛇也只能乖乖地趴在遥远的大西北；另一方面，北京朝廷打破祖制，给未入翰林的左宗棠以东阁大学士荣誉衔，利用身为汉族武装集团实力派的左宗棠分化李鸿章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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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给光绪皇帝的报告中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在海防论者的眼中，国家财政困难，不宜将国防资金全部投入西边，应该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可把用于西征的军饷划拨一部分用于海防；在塞防论者眼中，沙俄狡猾，应该全力注重西征，西边无虞，东南自固。左宗棠在报告中写道：“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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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宗棠看来，海防派和塞防派都是忠臣，没有卫道士跟鬼奴之分。无论是西北还是东南，都是中华疆土，西边有沙俄虎视眈眈，东南有欧美炮舰相向；无论是西北陆军，还是东南海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捍卫帝国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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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左宗棠认为，欧美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通过向商人征收税赋，所以欧美商人到中国以占据埠头、海口来进行贸易，而不是图谋土地跟人民。因为欧美国家深知，图谋土地就要派兵防卫，管理人民就要增设政府机构，那种赚钱之法反而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按照商人赚钱的逻辑，他们不会采取图谋土地跟人民这种办法，他们只要设兵轮以通商，开设保险保护商人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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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自鸦片战争开始，海上来的军队不断地攻城掠地，欧美列强的真正目的仅为通商？左宗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分析，列强每次占埠头、争海口都由公司开会商议出军费，然后才由政府派出远征军。埠头跟口岸现在已经开放，各国已经在源源不断地赚钱，那些已经获得利益的财团岂会轻易重启战端？一旦战端重开，战后重新谈判的过程也就是新的利益重组的过程，除了我们的主权利益遭到损失外，那些欧美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样面临利益被新进入者瓜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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