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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州城的左宗棠心急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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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春天，他的心里都急得犹如烈火烹油。同治皇帝的去世令政局诡异莫测，沈葆桢跟李鸿章结盟，自己的福州基业将落入李鸿章之手。更令左宗棠忧心的是，北京的清政府精英们为了争权，对西征军的粮饷置若罔闻。1874年11月12日，左宗棠给北京写了一份筹借洋款的报告，说年终按照军队发饷的规定，数百营官兵应该发一个月满饷，年前三个月跟第二年春天应该发放的盐菜、粮价、马干正款，也要“及早筹算”，这两项费用共需要饷银三百万两。可是，两江、广东跟浙江的军费迟迟不到。无奈之下，左宗棠只有委托胡雪岩他们筹借洋款三百万两，将来再用江浙、广东的军费归还洋贷款。军机大臣在收到报告后，只是奉旨批示了“户部议奏”四个字。可是，一直到1875年4月，左宗棠还是没有等到户部的贷款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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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当时计划，一旦三百万两的洋贷款到手，可以先将拆借地方商人、挪用的抚恤金等一百二十万两还上，剩下的一百七十多万两可以用于西征军的冬季军饷，不够的让胡雪岩他们再行筹借。胡雪岩代表左宗棠在上海跟英国丽如银行、怡和洋行商洽了贷款细节，贷款期限为十年，年利率为八厘，贷款以欧洲现行汇率，用烂洋圆作足纹银抵付，还款时按照现行汇率以足纹银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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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贷款的条件让左宗棠觉得不对劲儿，根据以前在闽浙跟洋人交往的经验看，借钱年月久应该利息低，借款额度高利息可以减少。在动荡的政局中，贷款风险高，放贷人会将期限压缩。左宗棠很疑惑洋人为啥要将贷款期限定为十年？左宗棠以六百里加急飞函胡雪岩，提出：十年时间太长了，资金成本太高，最好是贷款期限缩短为三年，利息依然按照八厘计算，不能以烂洋圆抵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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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也就是给光绪皇帝写秘密报告的那一天，左宗棠还向光绪皇帝详细汇报了跟胡雪岩商议贷款的经过。胡雪岩跟怡和洋行商议，贷款一百万两，光绪元年三月初一可以在上海提取现银；向丽如银行贷款两百万两，四月十五日可以提取现银。左宗棠压缩了贷款期限，等胡雪岩到上海再次跟银行方面商议时，怡和洋行跟丽如银行又变卦了，这两家银行都不约而同地提高了贷款利率，年息为一分零五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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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身为分管财政的常务副部长，袁保恒到肃州跟左宗棠详细谈了贷款利率问题，希望西征贷款能够将利率再压低一点儿。拥有进士文凭的袁保恒文武双全，曾经跟随其父袁甲三在剿灭太平军、捻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后一度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自1868年8月开始，调到左宗棠军营办理西征粮务，在1874年省亲结束返回军营的时候，还带上侄儿袁世凯到军中历练。拥有一品顶戴、内阁大学士衔的袁保恒更有“专折密奏”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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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左宗棠感到相当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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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左宗棠商量贷款利率的时候，袁保恒作为中央直管高级干部，自然要压低西征军的融资成本。袁保恒跟左宗棠就贷款问题讨论的核心是：利率过高。在1867年、1868年这两年期间，左宗棠通过胡雪岩向外国银行先后进行了两次贷款，第一次贷款一百二十万两，贷款期限为六个月，月息一分三厘；第二次一百万两，期限十个月，月息同样为一分三厘。总理衙门曾经发红头文件点名批评，认为胡雪岩的贷款利率太高。[5]第三次贷款迟迟不批跟前两次的高利率也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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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保恒的话让左宗棠觉得很刺耳，两笔贷款都过去七八年了，现在袁保恒旧事重提，说利率太高了，什么意思？当然，左宗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袁保恒的话是在暗示他，贷款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左宗棠在遥远的大西北，信息闭塞，对上海滩，甚至对更遥远的欧美金融的情况没有任何了解。国际金融界的借贷利率到底是多少，左宗棠一无所知，他所获得的信息全部来源于代理人胡雪岩。很显然，袁保恒的矛头指向了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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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本性，怎么赚钱怎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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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凌辰在总理衙门扩大会议上痛批官员滥保，胡雪岩正是滥保的对象之一。连个秀才文凭都没有的胡雪岩，现在可是头顶从二品官衔。袁保恒身为同治皇帝的老师，对胡雪岩头上的红顶子是怎么来的相当清楚。左宗棠第一次保荐胡雪岩，朝廷没有批准；第二次保荐正是轮船招商局初创期间，胡雪岩突然提出要认购招商局股票，于是李鸿章也立即为胡雪岩说话。北京方面一看，保荐的人不少，很快就赏给了胡雪岩正一品封典。一品封典一下来，胡雪岩就将认购招商局股票的承诺忘了。商人的天职是赚钱，商人谋求红顶子则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北京赐封胡雪岩正一品封典，可是胡雪岩转身就在上海滩散布商人投资招商局将令资本有去无回的言论。当时，这种言论令李鸿章相当尴尬，最后不得不自掏腰包认股，以提振商人们对招商局的信心。清官场对胡雪岩发迹的八卦一直很鄙夷，八股文士们甚至认为，胡雪岩这样唯利是图的商人一定是靠发国难财起家的。当时，流传得最经典的一个八卦版本是：曾国藩的部队围困南京太平军期间，胡雪岩利用江浙交通信息不畅，疯狂炒作白银敛财，最终成为一方巨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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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保恒很怀疑，胡雪岩在代理洋贷款的过程中会干出中饱私囊，发国难财的勾当。事实上，左宗棠早就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胡雪岩在飞函中声称，洋商贷款时提交烂洋圆，还款时要求足纹银，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差额。同治年间的银币含银量最高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二，如果是有磨损的烂洋圆，含银量可能会更低。但是，还款需要的是含银量百分之百的足纹银，两者之间的差额高达百分之一点八。更为关键的是，提烂洋圆还足纹银的合同权操控在胡雪岩手上，押送银元到西北的也是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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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是个精明的商人。每次东南沿海的军费没有送到西北，左宗棠都会请求胡雪岩四处筹借。胡雪岩打着西征的旗号，每次都能筹借到百万两之巨，可是他并不急于将巨款送到西北，而是“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肆”，左宗棠筹借的银两越多，胡雪岩的钱庄生意做得越大，“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胡雪岩简直就是大清帝国版的巨富陶朱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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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西北等银子等得望眼欲穿，胡雪岩却将大笔银子放在自己的钱庄腾挪，这令当时上海滩的很多商人羡慕不已，因为“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在大清帝国的商人里，也只有一品封典的胡雪岩能够将西征军的巨额军费存在钱庄，有了军费作保，那些王公大臣自然安心地将家资存于胡雪岩的钱庄生财，如此声势在大清帝国的商人中绝无仅有。筹借的款项腾挪的时间越久，钱庄的生意越大，左宗棠对资金就越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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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雪岩将筹借的款项运送到西北时，西征军已经牢骚满腹。可是，除了军费到账迟缓，左宗棠还必须面对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即胡雪岩筹借的资金还款时间都很短暂，一旦东南沿海的军费不能及时送到西北，资金链断裂，数万西征军哗变只在一瞬间，那样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留给左宗棠的选择就只有洋贷款。在有资历跟洋人谈判贷款的幕僚中，左宗棠唯一能选择的也只有胡雪岩。这正中胡雪岩的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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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前两次洋贷款的利率确实太高了。1867年，法国跟普鲁士开战，英国面临银行挤兑、银行股价格暴跌、钢铁企业停产的局面，纺织、铁路运输业一蹶不振。英国的金融危机快速蔓延至欧美大陆。欧美的政治家们为了刺激经济，银行家为了调整资产结构，在贷款利率方面提供了大幅优惠，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的贷款年利率为八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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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贷款利息虽低，但离得太远。这边，胡雪岩借口说江浙生丝正是收获季节，洋商银钱流入生丝行业，银根很紧，所以洋商借机抬高借款利息。面对如此脆弱的理由，袁保恒却拿不出胡雪岩搞猫腻的证据。日本进兵台湾期间，沈葆桢也借过洋债，而且当时欧美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通胀期，贷款年利率才八厘。很显然，胡雪岩利用北京方面跟洋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之左宗棠在千里之外消息闭塞的情况下给他背书，自己便在上海滩为所欲为，将“生意”做得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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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迟迟不批复贷款，左宗棠心里也犯嘀咕，写信让胡雪岩在谈判时努力压价。可胡雪岩飞函告知左宗棠，一年一分零五厘的利息，洋商一个子儿都不能少。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对胡雪岩发国难财深恶痛绝：“洋人得息八厘，而胡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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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对于胡雪岩通过洋贷款谋取私利，左宗棠心中有数。因为曾有一位德国人到西北跟左宗棠在军营中秉烛夜谈，谈到了国际贷款，德国人告诉左宗棠：“借数愈多，则息耗愈轻，年分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9]只是，左宗棠现在需要胡雪岩的资金支持，他岂能在关键时刻砍掉自己的臂膀，于是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等待一切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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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甚至一度告诫过胡雪岩，洋贷款不要直接划拨到自己的钱庄，一定要通过上海衙门进行划拨，“方免痕迹”。身为封疆大吏，左宗棠对于帝国的财政游戏规则还是相当了解的。洋贷款通过上海的政府部门划拨，那么国外的银行就会把压力推向政府。政府再将贷款划到钱庄进行流转运送，那么胡雪岩利用贷款扩张钱庄就不会落下挪用公款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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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人锱铢必较，大商人火中取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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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只是胡雪岩发战争财的小宗生意，军火生意才是大宗。左宗棠在西北剿灭回民叛乱的过程中，发现胡雪岩采购的德国火炮威力十足，便将军火采购权交给了胡雪岩。很快，胡雪岩将三千五百杆七子枪，二十四尊克虏伯大炮运到了左宗棠的军营。左宗棠迅速抽调西征军精锐，组建了一支全德国装备的长枪军团跟炮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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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西征过程中，胡雪岩给左宗棠采购了后膛来复马枪，哈乞开斯、马蹄泥、标针快利名登、七响、八响、十三响枪共二万余杆，克虏伯后膛炮二十四尊。在左宗棠的西征财务报告中，没有罗列军火采购费用的明细，胡雪岩到底从中赚取了多少银子？“逾山水万里以达军前，始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蓰。”乃至于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一封信中写道：“枪炮一项存储甚多，久任堆积，徒形累赘，而于饷事有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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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军费久拖不给，西征军军饷毫无着落，胡雪岩却在上海疯狂采购西洋军火。军火生意的利润让胡雪岩着魔，以致身在前线的左宗棠都抱怨库存太多。正因军费资金链极度紧张，所以左宗棠在给皇帝的秘密报告中只能讨好地赞成海防跟塞防并重，令那些支持塞防的王公大臣大跌眼镜。他们哪里知道左宗棠的苦衷？没有军费的统帅就是一个木偶，没有军费的西征军又何谈“壮军威而张挞伐”？一旦跟海防派剑拔弩张，他们会找出更多理由阻挠，洋贷款就更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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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已经毫无退路，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将他推向西征之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带领西征军横扫新疆叛匪。面对强大的军费压力，他不希望激怒自己的政治对手，希望北京方面能够尽快批准洋贷款。在政府毫无信用、官员诚信早已破产的情况下，在后勤保障方面，左宗棠除了胡雪岩别无人选。在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眼中，两人甚至结成不可分割的政商联盟。胡雪岩的窃国生意令左宗棠在官场相当尴尬，沙俄皇室更令左宗棠与李鸿章这一对汉族武装集团双雄坐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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