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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多国外交照会，总理衙门顿时乱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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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非常时刻，工科给事中陈彝向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灌，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必所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19]陈彝出生官宦之家，进士考试的时候高中第四名，曾经向慈禧太后控告同治皇帝的老师王庆祺带皇帝嫖妓。慈禧太后一怒之下罢免了王庆祺的帝师职务，还摘掉了其副部长的乌纱。正因为此，陈彝在清政府执政精英眼中是一位敢言的忠臣。这一次，陈彝向总理衙门举报，沈葆桢一直向北京方面申请办理的电报，现在已经由一个有问题的小吏私自跟洋人签订了合约，也就是说，福州至台湾的电报经营权已经落入洋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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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彝的报告犹如一枚炸弹，令一头雾水的总理衙门终于弄明白驻华公使们的逼宫缘由，福州的电线已经卷入一桩错综复杂的国际交易之中。陈彝在报告中说，因为按照当年沈葆桢的计划，应由政府全资架设福州通往台湾的电线，可事实是福州候补知府丁嘉玮已经私自跟丹国公司签订了合约，丹国公司负责这一段电线的架设经营，现在搞得福建省人心惶惶，“如此办理洋务，何异为虎傅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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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彝的重点不在电线，他瞄准了闽浙官场跟清政府执政集团之间的敏感点，丁嘉玮就是引爆这个敏感点的导体。陈彝在报告中说：“闻丁嘉玮系曾经参革‘永不叙用’之员。”陈彝故意将问题甩给闽浙官场：“未知确否？惟有吁请饬下该省督、抚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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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签约案中的小炮灰，重掀汉族武装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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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嘉玮，顺天府大兴县人，凭借祖上荣荫，道光年间在国子监读了几年书，领取了荫生出身后到福建当了一名知县。咸丰年间，太平军席卷福建，已经官拜同知的丁嘉玮宁死不降，咸丰皇帝于1859年钦赏丁嘉玮顶戴花翎，承诺有空缺一定优先录用。[20]左宗棠调任闽浙总督时，丁嘉玮已经升任福宁知府，从此开始了跌宕起伏的官场人生，也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跟汉族武装集团之间的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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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彝的报告剑指刚刚调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更是重新挑起了左宗棠跟清政府执政集团开明派的尘封恩怨。左宗棠此前在福州组建自己的幕僚团队时，看好丁嘉玮，跟同治皇帝打报告说希望将丁嘉玮调任福州知府，可是主管人事的吏部说不行，称福宁知府直接调任闽浙首府任知府没有先例。左宗棠不甘心，再向同治皇帝打报告。1866年9月的一天，同治皇帝向慈禧太后请安，提起左宗棠的人事报告，慈禧太后当天心情大好，当时就准了左宗棠之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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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给同治皇帝的报告中夸奖丁嘉玮，称他才识通达，干练勤能，于闽省情形最为熟悉。慈禧太后在给内阁的人事命令中批复：“该督抚自系为人地相需起见。”一直在福建官场打拼的丁嘉玮开开心心地到福州上任。可是不久之后，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新来的总督吴棠是奕的政治盟友。吴棠到福州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将马尾船厂管理大权抓到手，这是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巩固第二权力中心——总理衙门的经济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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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一到福州，立即掀起了一场福州官场大清洗，凡是左宗棠举荐的官员都成为其重点隔离审查的对象，左宗棠两次保举的丁嘉玮自然成为重点中的重点。一番审查，吴棠没有抓住丁嘉玮的把柄，只好在鸡蛋里挑骨头。1867年8月的一天，吴棠在给同治皇帝的报告中说，丁嘉玮善伺意旨，以致庸员趋附，且任内积压发审案卷一百余起，吏治废弛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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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废弛虽是官员无能的表现，却还不足以将丁嘉玮彻底搞垮。为了拔掉左宗棠安插在闽浙首府的这枚钉子，吴棠可谓是煞费苦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吴棠将弹劾丁嘉玮的报告跟延平知府李庆霖送小妾跑官一案写在一起。同治皇帝一看，福建官场简直就是乌烟瘴气，于是皇帝在给内阁的一道命令中语气非常严厉：“丁嘉玮革职，勒令回籍，不准在福建地方逗留，以肃官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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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在闽浙官场的清洗行动令左宗棠跟船政大臣沈葆桢非常不安，两人联手将吴棠挤出闽浙官场。一直跟左宗棠关系密切的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英桂立即对福州官场进行平反，并在给同治皇帝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说丁嘉玮是被诬陷的，吴棠当年的审案指控都是子虚乌有，自己经过密访舆论，发现此人精明强干、熟悉洋情，希望能将丁嘉玮调任福州，分管厦门与台湾高雄之间的通商事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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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嘉玮的命运随着英桂的这份报告再次发生转变。1869年8月9日，同治皇帝给军机处下了一道人事任命，由于洋务日繁，令兵部派出快马到大兴县找丁嘉玮，并日夜兼程护送丁嘉玮到福州，以供差遣。丁嘉玮到福州后一直负责通商事务，自然包括福州船政方面的国际事务。沈葆桢奏请架设电报线，丁嘉玮成为办理电报项目的不二人选。令沈葆桢吃惊的是陈彝的指控，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居然说自己用的是一个“永不叙用”有前科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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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立即意识到麻烦来了，陈彝的目标非常明确，左宗棠、英桂力保过丁嘉玮，奕的政治盟友吴棠弹劾过丁嘉玮，丁嘉玮负责的电报项目是沈葆桢力主的。在政权交接之际，陈彝以电报威胁到子孙基业为由，将丁嘉玮在吴棠时期卷入的闽浙官场案再次掀开，甚至将福州的电报事业上升到道德跟祖宗基业层面，这令汉族武装集团及以奕为首的开明派都相当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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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丹麦大北公司的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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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派出专案组南下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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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的调查令人惊讶，和丁嘉玮签约的丹麦公司并非一家普通的欧美公司，这家名为丹麦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的电报经营商成立于1870年6月，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重组而成，总部设在哥本哈根，在上海设立远东公司，首任经理为原丹麦皇家海军准将史温生（Edouard Suenson）。重组后的大北公司的股权错综复杂，堪称一个小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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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组大北公司的过程中，沙俄皇室一举成为大北公司的控股股东。沙俄皇室在成为大北公司控股股东时，跟英国大东公司谈好了一个妥协条件，即大北公司不得涉及香港以南的市场，大东公司不得涉及上海以北的市场，沪港两地之间则是利益均摊，各行其是。大东公司一度想在港粤架设电报线，但两次鸦片战争将广东人打得家破人亡，大东公司的计划也被搅黄了，广东官员还将“海线禁止上陆”的约定变成了一纸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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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海上贸易中一直毫无建树的沙俄皇室抓住了机会，立即命令大北公司拿出一个抢占中国沿海电报网络的计划。大北公司很快拿出计划：一南一北架设两条海线，南线从香港、厦门接到上海，从而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电报网络相通，抵达欧洲；北线则是从海森崴接到上海，以此和俄罗斯建立起联系——还有一条连接到日本长崎的支线——南北两线在上海吴淞口外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香港、海森崴和上海的电报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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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向北京方面提出架设福建至台湾电报线申请后，当时正在跟英国角力新疆的沙俄决定在福州小试牛刀。大北公司找到了负责台湾高雄跟福建商务的丁嘉玮。丁嘉玮在汉族武装集团上层实为一小吏，沙俄皇室通过一番调查后发现他跟左宗棠关系密切，只要套牢丁嘉玮，北京方面想轻易撕毁合约，就会牵动敏感的政治神经。加之沙俄的外交压力，大北公司在中国陆地上架设电线成功概率就高，如此一来，整个大北公司的电报网络计划将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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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谋划着电报在福建试点，没想到丁嘉玮已经跟大北公司签约了，沙俄驻华公使布策试图通过照会总理衙门，将福建的交易生米做成熟饭，沙俄皇室万万没有想到，英法等国就像狼一样扑上来，生意变成了政治外交，总理衙门一旦被大北公司开了口子，海外的电报经营商就会裹挟着外交抢占中国市场，留给汉族武装集团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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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皇室的庞大计划令北京方面相当焦灼，沈葆桢初任两江总督，掌舵南洋通商及海防事务，此时也很尴尬。沈葆桢立即给福建巡抚王凯泰写信，希望详细了解丁嘉玮跟大北公司的签约细节。王凯泰是淮军集团宿将，在日本进兵台湾期间入台，遭遇瘴气后回福州休养。由于各派系势力均瞄上福建巡抚的位置，因此王凯泰对电报案的调查异常艰难。李鸿章在给王凯泰的一封信中流露出对福州官场的失望：“翁近因电线一事，与诸公颇有龃龉，将来他事恐亦不免龃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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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从沈葆桢的一封信中了解到，闽浙总督李鹤年是丁嘉玮和大北公司签约的幕后操盘者。一旦追究丁嘉玮的责任，势必会牵出李鹤年。正因如此，王凯泰在抱病调查期间，遭遇了福州官场的强烈反弹。李鸿章抱怨总理衙门以及军机处明知其故，却未能设法调停。无奈之下，李鸿章只好写信安慰王凯泰，作为淮军集团在闽浙官场的先锋，“数年来委曲调护之苦衷，远近固已周知，积诚所不能感、口舌所不能争，只能据实沥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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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泰的身体每况愈下，李鹤年又借机对电报案百般阻挠，这令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的李鸿章相当恼火。在给王凯泰的信中，李鸿章流露出内心的烦躁：“昨因威妥玛为滇案狂吠，奉派出使英国，即日交卸北上。”李鸿章一边被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威胁，一边又要面对福州官场的倾轧，所以不得不重新布局福州官场。在安抚王凯泰的同时，李鸿章向北京方面举荐政治盟友丁日昌调往福建任职，希望淮军集团这位改革干将能够抓住福州船政大权，进而将电报试点的主动权抓在淮军集团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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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左宗棠在兰州向沙俄游历官演示变幻莫测的西征军阵法时，自己曾经举荐的干才丁嘉玮却将福州官场搅得天翻地覆。沙俄的胃口绝不只阻拦英国人联手阿古柏这么小，驻军伊犁虎视新疆只是他们打通西北商路的一部分计划。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方面派出官员打探西征军情报，另一方面通过大北公司布局中国沿海商路。李鸿章绝对不允许福建的电报试点落入沙俄皇室手中，一旦大北公司的计划得逞，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信息筹码就落到了沙俄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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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理衙门派出专案组调查期间，福建的民众群情激愤、啸聚成群，要求拔掉大北公司架设的电线。沈葆桢跟王凯泰商议，大北公司合约在手，如果强硬地要求他们放弃电报架设权，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北京方面如果继续深入调查，一定会查出福州官场的大问题。至于民众啸聚的背后，也一定有人怂恿。综合上述种种原因，只有令大北公司自行退出才是最好的选择。沈葆桢跟王凯泰商议，决定借坡下驴，以国有资本全资控股的形式来收购福建地界的电线设施。出于电报运营安全性的考虑，想必大北公司没有理由拒绝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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