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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给同治皇帝的报告中夸奖丁嘉玮，称他才识通达，干练勤能，于闽省情形最为熟悉。慈禧太后在给内阁的人事命令中批复：“该督抚自系为人地相需起见。”一直在福建官场打拼的丁嘉玮开开心心地到福州上任。可是不久之后，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新来的总督吴棠是奕的政治盟友。吴棠到福州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将马尾船厂管理大权抓到手，这是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巩固第二权力中心——总理衙门的经济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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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一到福州，立即掀起了一场福州官场大清洗，凡是左宗棠举荐的官员都成为其重点隔离审查的对象，左宗棠两次保举的丁嘉玮自然成为重点中的重点。一番审查，吴棠没有抓住丁嘉玮的把柄，只好在鸡蛋里挑骨头。1867年8月的一天，吴棠在给同治皇帝的报告中说，丁嘉玮善伺意旨，以致庸员趋附，且任内积压发审案卷一百余起，吏治废弛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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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废弛虽是官员无能的表现，却还不足以将丁嘉玮彻底搞垮。为了拔掉左宗棠安插在闽浙首府的这枚钉子，吴棠可谓是煞费苦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吴棠将弹劾丁嘉玮的报告跟延平知府李庆霖送小妾跑官一案写在一起。同治皇帝一看，福建官场简直就是乌烟瘴气，于是皇帝在给内阁的一道命令中语气非常严厉：“丁嘉玮革职，勒令回籍，不准在福建地方逗留，以肃官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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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在闽浙官场的清洗行动令左宗棠跟船政大臣沈葆桢非常不安，两人联手将吴棠挤出闽浙官场。一直跟左宗棠关系密切的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英桂立即对福州官场进行平反，并在给同治皇帝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说丁嘉玮是被诬陷的，吴棠当年的审案指控都是子虚乌有，自己经过密访舆论，发现此人精明强干、熟悉洋情，希望能将丁嘉玮调任福州，分管厦门与台湾高雄之间的通商事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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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嘉玮的命运随着英桂的这份报告再次发生转变。1869年8月9日，同治皇帝给军机处下了一道人事任命，由于洋务日繁，令兵部派出快马到大兴县找丁嘉玮，并日夜兼程护送丁嘉玮到福州，以供差遣。丁嘉玮到福州后一直负责通商事务，自然包括福州船政方面的国际事务。沈葆桢奏请架设电报线，丁嘉玮成为办理电报项目的不二人选。令沈葆桢吃惊的是陈彝的指控，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居然说自己用的是一个“永不叙用”有前科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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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立即意识到麻烦来了，陈彝的目标非常明确，左宗棠、英桂力保过丁嘉玮，奕的政治盟友吴棠弹劾过丁嘉玮，丁嘉玮负责的电报项目是沈葆桢力主的。在政权交接之际，陈彝以电报威胁到子孙基业为由，将丁嘉玮在吴棠时期卷入的闽浙官场案再次掀开，甚至将福州的电报事业上升到道德跟祖宗基业层面，这令汉族武装集团及以奕为首的开明派都相当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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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丹麦大北公司的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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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派出专案组南下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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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的调查令人惊讶，和丁嘉玮签约的丹麦公司并非一家普通的欧美公司，这家名为丹麦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的电报经营商成立于1870年6月，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重组而成，总部设在哥本哈根，在上海设立远东公司，首任经理为原丹麦皇家海军准将史温生（Edouard Suenson）。重组后的大北公司的股权错综复杂，堪称一个小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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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组大北公司的过程中，沙俄皇室一举成为大北公司的控股股东。沙俄皇室在成为大北公司控股股东时，跟英国大东公司谈好了一个妥协条件，即大北公司不得涉及香港以南的市场，大东公司不得涉及上海以北的市场，沪港两地之间则是利益均摊，各行其是。大东公司一度想在港粤架设电报线，但两次鸦片战争将广东人打得家破人亡，大东公司的计划也被搅黄了，广东官员还将“海线禁止上陆”的约定变成了一纸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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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海上贸易中一直毫无建树的沙俄皇室抓住了机会，立即命令大北公司拿出一个抢占中国沿海电报网络的计划。大北公司很快拿出计划：一南一北架设两条海线，南线从香港、厦门接到上海，从而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电报网络相通，抵达欧洲；北线则是从海森崴接到上海，以此和俄罗斯建立起联系——还有一条连接到日本长崎的支线——南北两线在上海吴淞口外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香港、海森崴和上海的电报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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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向北京方面提出架设福建至台湾电报线申请后，当时正在跟英国角力新疆的沙俄决定在福州小试牛刀。大北公司找到了负责台湾高雄跟福建商务的丁嘉玮。丁嘉玮在汉族武装集团上层实为一小吏，沙俄皇室通过一番调查后发现他跟左宗棠关系密切，只要套牢丁嘉玮，北京方面想轻易撕毁合约，就会牵动敏感的政治神经。加之沙俄的外交压力，大北公司在中国陆地上架设电线成功概率就高，如此一来，整个大北公司的电报网络计划将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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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谋划着电报在福建试点，没想到丁嘉玮已经跟大北公司签约了，沙俄驻华公使布策试图通过照会总理衙门，将福建的交易生米做成熟饭，沙俄皇室万万没有想到，英法等国就像狼一样扑上来，生意变成了政治外交，总理衙门一旦被大北公司开了口子，海外的电报经营商就会裹挟着外交抢占中国市场，留给汉族武装集团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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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皇室的庞大计划令北京方面相当焦灼，沈葆桢初任两江总督，掌舵南洋通商及海防事务，此时也很尴尬。沈葆桢立即给福建巡抚王凯泰写信，希望详细了解丁嘉玮跟大北公司的签约细节。王凯泰是淮军集团宿将，在日本进兵台湾期间入台，遭遇瘴气后回福州休养。由于各派系势力均瞄上福建巡抚的位置，因此王凯泰对电报案的调查异常艰难。李鸿章在给王凯泰的一封信中流露出对福州官场的失望：“翁近因电线一事，与诸公颇有龃龉，将来他事恐亦不免龃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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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从沈葆桢的一封信中了解到，闽浙总督李鹤年是丁嘉玮和大北公司签约的幕后操盘者。一旦追究丁嘉玮的责任，势必会牵出李鹤年。正因如此，王凯泰在抱病调查期间，遭遇了福州官场的强烈反弹。李鸿章抱怨总理衙门以及军机处明知其故，却未能设法调停。无奈之下，李鸿章只好写信安慰王凯泰，作为淮军集团在闽浙官场的先锋，“数年来委曲调护之苦衷，远近固已周知，积诚所不能感、口舌所不能争，只能据实沥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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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泰的身体每况愈下，李鹤年又借机对电报案百般阻挠，这令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的李鸿章相当恼火。在给王凯泰的信中，李鸿章流露出内心的烦躁：“昨因威妥玛为滇案狂吠，奉派出使英国，即日交卸北上。”李鸿章一边被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威胁，一边又要面对福州官场的倾轧，所以不得不重新布局福州官场。在安抚王凯泰的同时，李鸿章向北京方面举荐政治盟友丁日昌调往福建任职，希望淮军集团这位改革干将能够抓住福州船政大权，进而将电报试点的主动权抓在淮军集团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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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左宗棠在兰州向沙俄游历官演示变幻莫测的西征军阵法时，自己曾经举荐的干才丁嘉玮却将福州官场搅得天翻地覆。沙俄的胃口绝不只阻拦英国人联手阿古柏这么小，驻军伊犁虎视新疆只是他们打通西北商路的一部分计划。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方面派出官员打探西征军情报，另一方面通过大北公司布局中国沿海商路。李鸿章绝对不允许福建的电报试点落入沙俄皇室手中，一旦大北公司的计划得逞，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信息筹码就落到了沙俄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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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理衙门派出专案组调查期间，福建的民众群情激愤、啸聚成群，要求拔掉大北公司架设的电线。沈葆桢跟王凯泰商议，大北公司合约在手，如果强硬地要求他们放弃电报架设权，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北京方面如果继续深入调查，一定会查出福州官场的大问题。至于民众啸聚的背后，也一定有人怂恿。综合上述种种原因，只有令大北公司自行退出才是最好的选择。沈葆桢跟王凯泰商议，决定借坡下驴，以国有资本全资控股的形式来收购福建地界的电线设施。出于电报运营安全性的考虑，想必大北公司没有理由拒绝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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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泰的身体越来越差，丁日昌只好日夜兼程赶赴福州。待丁日昌到达福州之时，王凯泰已经驾鹤归西。不巧，唐廷枢这会儿正在香港出差。独自面对复杂的福州官场，丁日昌一筹莫展，他觉得福州官场水太深，自己根本无法对抗福建政务跟船政，尤其是福州船政，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包含了沈葆桢的干将、左宗棠的嫡系、福州的地头蛇、英法国际势力。在给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李鸿章对此也很是焦虑。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官场，丁日昌向李鸿章提出，到1876年的春天就要辞官归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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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收购大北公司的电报线，第一步先要否定丁嘉玮签约的合法性。很快，北京方面公布了对丁嘉玮的处理决定：以派办电线、率立合同、冒昧贻误，革福建道员丁嘉玮职。这一次，丁嘉玮再次遭遇了勒令回籍的处分。因为丁嘉玮家在顺天府，淮军集团可不想他北上途中西行，投奔一直看好他的左宗棠。所以，北京方面在处理决定中还特别强调，丁嘉玮不准投效各路军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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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皇室的商业野心一定要通过商业途径解决，为了将电报大权收归淮军集团，在征求了总理衙门的意见后，李鸿章决定从海军费用中划拨十五万八千五百两银子，用于收购福州至厦门以及福州至马尾这两条电报线。[27]丁日昌跟从香港赶回福州的唐廷枢商议，准备用收购回来的设备继续架设电报线，可是却遇到当地民众滋生事端。李鸿章在福建的电报试点计划只能暂时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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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试点的搁浅令李鸿章措手不及。沙俄皇室在西北跟东南同时布局，他们先是通过战争使清政府陷入资金断裂的困境之中，再企图通过电报网络垄断商业信息，进而遏制清政府工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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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担心，沙俄皇室会再次抢夺以电报为首的信息网络。于是，他下令丁日昌跟唐廷枢在船政学堂附设电报学堂，培养电报方面的高科技人才，为中国电报储备人才。在商业信息网络上的挫折给李鸿章敲响了警钟，他意识到资源是汉族武装集团推动全面改革的基础。因此李鸿章决定，派心腹盛宣怀远赴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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