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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动用湖广官场资源，试图将湖北煤铁矿的开采办成淮军集团的样板工程。因此盛宣怀对阳城山这个煤铁矿试点万分小心。李鸿章在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说：“鄂省矿务中外具瞻，成败利钝，动关大局。”[33]在给北京方面的报告中，李鸿章一度还以军需为由，拿到了直隶磁州、台湾基隆的煤铁矿开采批复书。湖北煤铁矿的开采是淮军集团抢占资源的一个开始，无论是欧美列强，还是国内官僚，都非常关注盛宣怀在湖北开矿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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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的改革方略中，航运业是开局，煤铁矿的开采是为重工业改革铺平道路，进而推动钢铁冶炼、铁路建设。重工业的改革需要资本杠杆，通过推动以银行、保险、债券为首的金融改革最终达到全面经济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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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李鸿章将阳城山试点推到了一个开风气的历史高度：“为中土开此风气，志愿宏斯勋名愈远矣。”但李鸿章的期望却令盛宣怀备感压力。为了鼓励盛宣怀迎难而上，他还在信中赞赏盛宣怀：“大才素精会计，谅必有胜筹妙算。”他还希望盛宣怀在试点中，“不奢不刻，握定利权”，最终，“若使四方皆闻风取法，实所企盼”。[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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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树立“开创者”形象的转型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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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洋洋洒洒的一封信，立即令盛宣怀热血沸腾。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回信中写道：“阳城山乃武穴一隅，民向不资以为生，则官为开采，不夺其生计；民情虽亦浮动，尚堪动之以利，结之以义，用洋匠设机器，不致决裂；武穴实为吴楚咽喉，滨江一水可通，轮船径运上海，无须火轮车路，无须开浚河道，等洋法一有成效，近悦远来，相率观法，为海内开风气之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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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盛宣怀拿出了《湖北煤厂试办章程八条》。盛宣怀在这份章程中详细分析了民、商、官三者的问题：“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盛宣怀希望仿照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模式进行：“商集其费，民鸠其力，官总其成，而利则商与官、民共之。”[36]盛宣怀为自己留了一手，一旦煤厂开办，督办的官职自然就落到自己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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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山煤铁属于垄断资源，一旦商业资本进入，势必会涉及利润分配问题。盛宣怀在招股书中也提出了利润分配原则：商人投入大量的资本，开发政府的垄断资源，商人以资本获余利六成；政府拿出垄断资源以供商业资本开发，政府自然要征收资源税，税赋占余利三成；民众在矿厂开采期间需要贡献劳力，除了工资福利之外，矿厂要拿出余利的一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为民众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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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拿出垄断资源招商引资，立即引起了商人们的兴趣。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十万巨资一呼而就。面对商业资本的积极涌入，有官员就给李鸿章提出新的建议，湖北煤厂的煤将来要靠轮船招商局运输、消费，干脆将煤厂合并到轮船招商局，将轮船招商局打造成一个多元化的控股集团。只是，一旦合并建议被采纳，官督的决定权就在轮船招商局，与盛宣怀再无关系，他的官督谋划也将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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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信，嘲笑多元化控股集团的设想：“西洋办一事即开一事之公司，未闻以一公司而能包罗一国之利权，以一人而能毕天下之能事。”[37]很显然，盛宣怀是不愿意由广东商帮控制的招商局来控股湖北煤厂。他还在信中试探李鸿章的口风，如果是李鸿章的主意，没有人敢不遵从。他也不确定，到底是湖北一省的煤矿合并，还是全国煤铁矿都并归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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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资源开发是中国改革的关键一步，湖北煤厂的招股书都发布了，股票都卖出去了，这个时候突然冒出个并归轮船招商局的提议，政府怎么向那些购买股票的商业资本交代？盛宣怀警告那些提出并归湖北煤厂动议的家伙，“失信于人是小事”，更严重的后果是，“使富强大举有始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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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显然不允许自己的改革宏图有始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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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就是一个资本江湖，广东商帮、漕帮、江浙商帮之间暗流涌动。盛宣怀代表了以李鸿章为首的官方势力，但他却在轮船招商局遭遇广东商帮的排挤。盛宣怀一直游说江浙商帮离开招商局，独立创业。湖北煤厂的招股书发布之后，盛宣怀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江浙招募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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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商帮的领袖人物是胡雪岩，如今已经获得了一品封典。而在科举道路上一直不顺的盛宣怀，仅仅是李鸿章的亲信角色，尽管有一帮高官朋友，可在商人们眼中只是一个秘书而已。所以，盛宣怀也决定利用光绪皇帝登基元年的机会，弄个品级高的名誉官衔。他捐了两千两银子，获得了一个从一品覃恩封典。封典到手，盛宣怀自然要乘煤矿招商之机，通过资本将江浙商帮团结在自己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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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煤矿是盛宣怀拉拢资源跟资本的试验场，更是一次自己向官商的转型之战，盛宣怀需要向天下的商帮证明，他不是一个秘书，而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开创者。轮船招商局要合并湖北煤厂，盛宣怀岂能善罢甘休？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隔岸观火，观望着盛宣怀在江浙融资，抢占资源跟资本。盛宣怀的举动对胡雪岩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不过，两人的交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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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没银子，主帅连发七封要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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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借洋饷，随到随罄。”1875年9月24日，左宗棠很艰难地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奏折，希望朝廷能够为西征军的粮饷排忧解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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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西征军屯兵兰州城，可是各地的军费迟迟不到，1875年5月北京批准的洋贷款到兰州也只有一百七十多万两。剩余一百二十多万两的洋贷款被胡雪岩他们截留了，因为在洋贷款到账之前，左宗棠曾委托以胡雪岩为首的亲信，在上海、湖北跟陕西等地筹借军饷。洋贷款一到，之前借出军饷的商人们就连本带利截留了洋贷款。加之出征在即，大量征调马匹跟运输步兵，西征军一下增加了十多营，总计超过一百三十营。洋贷款被截留，再加上军队大量的扩编，左宗棠对各地军费的渴求之心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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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后勤的财务数据相当糟糕，各地军费总计送来一百四十多万两，扣除北京户部划拨的五十四万两，各地的军费实际划拨只有八十多万两。江苏、浙江、广东三省本该提供五百多万两的军费，可是三省一直拖着不给，导致西征军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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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没银子，左宗棠想出了一招：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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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将士出关，付出的将是鲜血跟生命，如果出征前军饷都拿不到，将士们还有什么士气可言。左宗棠向皇帝汇报，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他只能将期票跟银票混搭在一起，等到各地的军费押运到西北，士兵们拿着期票统一兑换现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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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当天向光绪皇帝写了七封信，其中三封信是针对各地严重拖欠西征军军费而表示不满，其中两江从提出组建海军开始就再也没有向西征军提供过一两银子的军费。更令左宗棠耿耿于怀的是福建，当初自己好意提出将福建押解西征军费的三分之二划拨福州船政，可是福建方面一拖再拖，到1875年7月，已经拖欠了三百一十二万两。[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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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了操控福州船政，一直将淮军集团的干将推到福建巡抚的位置上，意在把控福建财政。左宗棠在给光绪皇帝的信中语气显得出奇地愤怒，没想到自己为海军建设让步，福建官方却得寸进尺，实非意料所及。左宗棠希望北京方面能够亲自出面催收拖欠的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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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信送抵紫禁城，慈禧太后实在看不过去了，立即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将左宗棠的七封信朱批给户部、军机处。10月5日，慈禧太后召集军机大臣和户部高级官员开御前会议，大家在会议上一致同意：南洋跟北洋各省不得借口海防而拖欠西征军费，福建立即押运三百多万两拖欠军饷到西北，其余各省在1875年内先押运一半，余下一半随每月押运军饷陆续补齐。[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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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的决议以五百里加急传谕各地。左宗棠接到北京的决议后，长舒一口气。根据御前会议的决议，要求各地督抚、将军，从本年开始，每个月必须按时结清西征军费，不准再有丝毫拖欠，免至贻误剿匪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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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之所以在御前会议上如此强硬，是因为他们要通过左宗棠这一条束带蛇来钳制李鸿章这一只河豚。淮军集团通过迅速布局资源开采跟信息网络建设，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改革新兴阶层，改革阶层的兴起将直接威胁到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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