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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醇现在的处境相当尴尬，他只是广济县的代理县令，还没有转正，如果得罪了淮军集团，县令转正无望；如果当地的精英们闹开了，转正也相当困难。史醇在给盛宣怀的信中写道：“此事既攸关楚省地势天险，又关民间庐墓所在。”当地的基层精英警告盛宣怀，不要忤逆民意强行开矿。盛宣怀在给史醇的回信中态度坚决，批评当地民众愚昧，还说自己将于1875年6月亲自到广济县指挥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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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铁矿的开采是淮军集团改革中的一项重要计划，李鸿章岂能向一个县的首富低头？盛宣怀将广济县的情况汇报后，李鸿章在6月29日给盛宣怀批示：“先集股本，酌议章程。”李鸿章希望盛宣怀拿出一个具体的开采方案，引入民营资本开采阳城山煤矿。为了确保开矿顺利，李鸿章让盛宣怀去找史醇的上级领导、汉黄道兼江海关监督李明墀，希望可以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进行试点，试点成功后再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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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阳城山开煤矿一事重蹈福建电报覆辙，李鸿章决定重新评估基层精英的力量。他在指点盛宣怀跟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的同时，还给自己的哥哥、湖广总督李瀚章写信，希望李瀚章拉上湖北巡抚翁同爵到广济县视察。[31]翁同爵身为湖北的地方长官，可是一位权力直通紫禁城中枢的疆臣。他弟弟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位帝师早年在教授同治皇帝的时候就经常讲西方政治科技，是紫禁城内少数的开明精英。李鸿章自然希望翁同爵能够支持盛宣怀，万一阳城山的基层精英真闹到北京，翁同龢就是最重要的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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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章、翁同爵一行封疆大吏很快就去了广济县。代理县令史醇被这阵势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李瀚章还带去了一名候补知县。一旦史醇站在基层精英一边，李瀚章可以将其就地免职。对阳城山一番勘察后，又经过盛宣怀、张斯桂的一通鼓动，李瀚章对阳城山的煤矿寄予厚望，一个月内就给盛宣怀批了开矿执照。[32]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给盛宣怀带来了便利，以吴邦杰为首的基层精英再也不敢向官府施压。盛宣怀决定，在天津闭门草拟招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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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动用湖广官场资源，试图将湖北煤铁矿的开采办成淮军集团的样板工程。因此盛宣怀对阳城山这个煤铁矿试点万分小心。李鸿章在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说：“鄂省矿务中外具瞻，成败利钝，动关大局。”[33]在给北京方面的报告中，李鸿章一度还以军需为由，拿到了直隶磁州、台湾基隆的煤铁矿开采批复书。湖北煤铁矿的开采是淮军集团抢占资源的一个开始，无论是欧美列强，还是国内官僚，都非常关注盛宣怀在湖北开矿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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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的改革方略中，航运业是开局，煤铁矿的开采是为重工业改革铺平道路，进而推动钢铁冶炼、铁路建设。重工业的改革需要资本杠杆，通过推动以银行、保险、债券为首的金融改革最终达到全面经济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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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李鸿章将阳城山试点推到了一个开风气的历史高度：“为中土开此风气，志愿宏斯勋名愈远矣。”但李鸿章的期望却令盛宣怀备感压力。为了鼓励盛宣怀迎难而上，他还在信中赞赏盛宣怀：“大才素精会计，谅必有胜筹妙算。”他还希望盛宣怀在试点中，“不奢不刻，握定利权”，最终，“若使四方皆闻风取法，实所企盼”。[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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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树立“开创者”形象的转型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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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洋洋洒洒的一封信，立即令盛宣怀热血沸腾。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回信中写道：“阳城山乃武穴一隅，民向不资以为生，则官为开采，不夺其生计；民情虽亦浮动，尚堪动之以利，结之以义，用洋匠设机器，不致决裂；武穴实为吴楚咽喉，滨江一水可通，轮船径运上海，无须火轮车路，无须开浚河道，等洋法一有成效，近悦远来，相率观法，为海内开风气之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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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盛宣怀拿出了《湖北煤厂试办章程八条》。盛宣怀在这份章程中详细分析了民、商、官三者的问题：“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盛宣怀希望仿照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模式进行：“商集其费，民鸠其力，官总其成，而利则商与官、民共之。”[36]盛宣怀为自己留了一手，一旦煤厂开办，督办的官职自然就落到自己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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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山煤铁属于垄断资源，一旦商业资本进入，势必会涉及利润分配问题。盛宣怀在招股书中也提出了利润分配原则：商人投入大量的资本，开发政府的垄断资源，商人以资本获余利六成；政府拿出垄断资源以供商业资本开发，政府自然要征收资源税，税赋占余利三成；民众在矿厂开采期间需要贡献劳力，除了工资福利之外，矿厂要拿出余利的一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为民众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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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拿出垄断资源招商引资，立即引起了商人们的兴趣。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十万巨资一呼而就。面对商业资本的积极涌入，有官员就给李鸿章提出新的建议，湖北煤厂的煤将来要靠轮船招商局运输、消费，干脆将煤厂合并到轮船招商局，将轮船招商局打造成一个多元化的控股集团。只是，一旦合并建议被采纳，官督的决定权就在轮船招商局，与盛宣怀再无关系，他的官督谋划也将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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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信，嘲笑多元化控股集团的设想：“西洋办一事即开一事之公司，未闻以一公司而能包罗一国之利权，以一人而能毕天下之能事。”[37]很显然，盛宣怀是不愿意由广东商帮控制的招商局来控股湖北煤厂。他还在信中试探李鸿章的口风，如果是李鸿章的主意，没有人敢不遵从。他也不确定，到底是湖北一省的煤矿合并，还是全国煤铁矿都并归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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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资源开发是中国改革的关键一步，湖北煤厂的招股书都发布了，股票都卖出去了，这个时候突然冒出个并归轮船招商局的提议，政府怎么向那些购买股票的商业资本交代？盛宣怀警告那些提出并归湖北煤厂动议的家伙，“失信于人是小事”，更严重的后果是，“使富强大举有始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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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显然不允许自己的改革宏图有始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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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就是一个资本江湖，广东商帮、漕帮、江浙商帮之间暗流涌动。盛宣怀代表了以李鸿章为首的官方势力，但他却在轮船招商局遭遇广东商帮的排挤。盛宣怀一直游说江浙商帮离开招商局，独立创业。湖北煤厂的招股书发布之后，盛宣怀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江浙招募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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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商帮的领袖人物是胡雪岩，如今已经获得了一品封典。而在科举道路上一直不顺的盛宣怀，仅仅是李鸿章的亲信角色，尽管有一帮高官朋友，可在商人们眼中只是一个秘书而已。所以，盛宣怀也决定利用光绪皇帝登基元年的机会，弄个品级高的名誉官衔。他捐了两千两银子，获得了一个从一品覃恩封典。封典到手，盛宣怀自然要乘煤矿招商之机，通过资本将江浙商帮团结在自己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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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煤矿是盛宣怀拉拢资源跟资本的试验场，更是一次自己向官商的转型之战，盛宣怀需要向天下的商帮证明，他不是一个秘书，而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开创者。轮船招商局要合并湖北煤厂，盛宣怀岂能善罢甘休？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隔岸观火，观望着盛宣怀在江浙融资，抢占资源跟资本。盛宣怀的举动对胡雪岩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不过，两人的交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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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没银子，主帅连发七封要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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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借洋饷，随到随罄。”1875年9月24日，左宗棠很艰难地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奏折，希望朝廷能够为西征军的粮饷排忧解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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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西征军屯兵兰州城，可是各地的军费迟迟不到，1875年5月北京批准的洋贷款到兰州也只有一百七十多万两。剩余一百二十多万两的洋贷款被胡雪岩他们截留了，因为在洋贷款到账之前，左宗棠曾委托以胡雪岩为首的亲信，在上海、湖北跟陕西等地筹借军饷。洋贷款一到，之前借出军饷的商人们就连本带利截留了洋贷款。加之出征在即，大量征调马匹跟运输步兵，西征军一下增加了十多营，总计超过一百三十营。洋贷款被截留，再加上军队大量的扩编，左宗棠对各地军费的渴求之心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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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后勤的财务数据相当糟糕，各地军费总计送来一百四十多万两，扣除北京户部划拨的五十四万两，各地的军费实际划拨只有八十多万两。江苏、浙江、广东三省本该提供五百多万两的军费，可是三省一直拖着不给，导致西征军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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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没银子，左宗棠想出了一招：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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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将士出关，付出的将是鲜血跟生命，如果出征前军饷都拿不到，将士们还有什么士气可言。左宗棠向皇帝汇报，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他只能将期票跟银票混搭在一起，等到各地的军费押运到西北，士兵们拿着期票统一兑换现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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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当天向光绪皇帝写了七封信，其中三封信是针对各地严重拖欠西征军军费而表示不满，其中两江从提出组建海军开始就再也没有向西征军提供过一两银子的军费。更令左宗棠耿耿于怀的是福建，当初自己好意提出将福建押解西征军费的三分之二划拨福州船政，可是福建方面一拖再拖，到1875年7月，已经拖欠了三百一十二万两。[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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