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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11月13日，《万国公报》刊登了林乐知的评论文章《三菱公司买船买生意路》。林乐知的文章立即在上海官场和商场上引起躁动，因为1874年日本进兵台湾期间，正是由三菱轮船运输日军主力。现在，三菱轮船又并购了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日本在海运上再无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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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原本一直垄断着横滨至上海的航运，三菱轮船运兵台湾后，日本军方加大了对三菱轮船的扶持，甚至关闭国有的轮船公司，将收复日本航运主权的重任交给了三菱轮船。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见状大打价格战，将横滨至上海的客运价格从三十日元降到八日元。明治政府以补助金的形式支持三菱轮船跟太平洋轮船公司打价格战。一年时间不到，太平洋轮船公司就向三菱轮船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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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看准时机，连下两道政府命令，将三菱轮船公司定位到“扩张本邦海运事业”[46]的国家政治高度。同时，明治政府给予三菱轮船八十一万美元的政府贷款，贷款分十五年还清，年息仅为百分之二。在政府低息贷款的支持下，三菱轮船一举收购了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船只，及其在神户、横滨、上海三地的土地、房屋、仓库、码头、设备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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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轮船的崛起令汉族武装集团坐立不安。轮船招商局在成立之初为了避免激化跟列强的矛盾，只能将其战略定位为“稍分洋商之利”，收复航运主权的国家大义也只能隐藏在“求富”背后。很明显，轮船招商局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三菱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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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知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三菱轮船打垮太平洋轮船公司的经验，他认为，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分管十八个省的航运贸易业务，完全可以学习三菱轮船的经验，打败在中国江河湖海上的外国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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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上海滩的郑观应听闻三菱轮船的并购行动，不禁对中国的航运权沦于欧美列强之手仰天长叹：“长江二千数百里有奇，洋船往来，实获厚利，喧宾夺主，殊抱杞忧。”[47]此刻的郑观应虽是太古轮船的总买办，但他鼓动北京方面在政治上支持轮船招商局，跟洋商们打价格战，将中国江河湖海的航运权悉数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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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正在上海跟德国商人洽谈机器采购问题，他读完林乐知的文章，敏锐地嗅到不寻常的气味。德国人在中国航运业方面没有利益瓜葛，身为旁观者的他们自然看得清楚英美商人在中国的行为。现在，中国航运业是中、美、英三足鼎立局面，英美轮船完全是商业资本运作，他们有强权外交为后台，中国的轮船招商局是通过民营资本搭台，官僚资本以借款方式渗透，改革派为其坚实后盾。在德国人看来，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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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商控股的怡和轮船、太古轮船背后有着强大的金融、工商业资本支持。这两家轮船公司的船只多为铁甲船，吃水优势明显。美商控股的旗昌轮船资本成分复杂，有中国资本，有东南亚资本，美国资本不足百分之二十。旗昌轮船在并购英商控股的宝顺轮船时，大量的中国资本转股成为旗昌轮船的股东。例如曾经担任宝顺洋行买办，现在任轮船招商局董事会成员的徐润，手上就依然握有大量的旗昌轮船股票。旗昌轮船多为木质船，航速跟装载量难以跟英商轮船公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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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历了1871年的经济危机后，国内经济开始快速复苏。相反，旗昌轮船在跟轮船招商局的价格战中亏损日益严重。1871年，旗昌轮船的利润为九十四万两，到了1872年只有五十二万两。1873年，轮船招商局的崛起让旗昌轮船的日子更难过，当年的利润下滑到十万两，股价由年初的两百两下跌到一百四十两。到了1875年年底，旗昌轮船出现巨额亏损，股价暴跌到五十六两。[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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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立即意识到，轮船招商局将上演一场国际并购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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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首次发行股票时，广东商帮成为绝对控股方。一旦并购英美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将成为中国航运业的老大，将拥有航运定价权。而一直观望轮船招商局的江浙商帮势必会从自身利益考虑，在轮船招商局再融资的时候，买入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如此一来，江浙商帮拆借给西征军的资金将大大受限，胡雪岩可以运作到阜康钱庄的西征军资金链会进一步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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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丝绸之路，西北借钱搞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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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跟左宗棠之间微妙的关系也在进一步发酵。兰州制造局的仿造技术越来越好，所以胡雪岩跟德国人的军火生意交易额越来越小。失去了军火生意的巨额利润，胡雪岩内心之痛不言而喻，更令胡雪岩心痛的是左宗棠的西北商业之谋。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提到，自己正在跟沙俄谈判西域通商问题，一旦谈成，那么西北财政将不再受东南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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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才告诉胡雪岩的，他已经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长长的报告，详细汇报了自己跟沙皇使者的谈判经过，两湖地区的茶叶、四川的生丝、西北的大黄等商品如果走东南沿海水路，就加大了沙俄商人的成本，如果走西北陆路，出玉门关，穿越丝绸之路，将大大地降低商人们的运输成本，还可以丰盈西北财赋。[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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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抱怨，东南沿海拖欠西征军军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欧美商人控股的报纸又在上海滩抹黑西征军，甚至诬蔑西征军在新疆节节败退，这成了东南沿海督抚们拒绝支持军饷的借口。自己又已经向北京方面拍胸脯保证过，五年内收复新疆，所以在军饷问题上只能自己想办法开源，只要重开丝绸商路，就可完成西征军光复新疆的伟大计划。[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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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兰州城，左宗棠在书房孤独地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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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危险的布局，左宗棠不愿意将西征军的命运交给胡雪岩，更不能让西征军的命脉操控在东南沿海督抚们的手中。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看到了汉族武装集团的潜流，于是北京方面在左宗棠西域通商的报告上批示：“边境肃清后，由该大臣酌夺情形，咨商总理衙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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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的批示令左宗棠相当失望，清政府执政集团是典型的坐山观虎斗。左宗棠决定先下手为强，为了确保西北战事的胜利，他要再次向欧美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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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是一个情报高手。左宗棠的飞函到上海没几天，胡雪岩就打探出美国跟普鲁士开矿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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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4年起，美国内华达州发现了康斯托克矿，科罗拉多州发现了莱德维尔矿以及犹他州一些地区也都相继发现银矿，其中内华达州的银矿在1875年产出了一万六千一十二点五万美元的白银，是1874年产量的二十五倍。德国首相俾斯麦同样在本国下达了死命令，1875年的白银产能必须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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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通过胡雪岩掌握了美国跟德国的情报后，在给光绪皇帝的报告中提出，若向美国跟德国的银行商借，“可期有成”。[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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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的洋贷款发生了三次，第三次闹出来的高息风波使得左宗棠不得不重新评估胡雪岩的商业道德。左宗棠决定第四次洋贷款绕过胡雪岩。他写给皇帝的报告极其巧妙：由于各地军费拖欠严重，西征军提请第四次贷款一千万两，又由于在之前的贷款过程中因“部议游移”，洋商见胡雪岩“提银迟缓”，所以洋商对胡雪岩“怀疑未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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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是幕僚出身，擅长文字游戏，在给皇帝的报告中给足了胡雪岩面子。他向皇帝抱怨说，胡雪岩在向洋商借款的过程中，需要各地出具抵押官票，可是各地官府在画押盖印的时候经常推诿。并且在洋贷款到账之前，胡雪岩只有先向江浙商借数百万的银两给西征军救急，不少商人现在一听西征军借款就头大。更为关键的是，每次胡雪岩都要向商人们晓以大义，才能商借到数百万两银子救急，商人们出于资本风险考虑，每次划拨银两也总是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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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借款折，满纸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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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岂忍让一个商人独自为西征军的借款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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