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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因出关饷需紧迫,拟借洋款一千万两,事非得已。若不准如所请,诚恐该大臣无所措手,于西陲大局殊有关系。”光绪皇帝在上谕中表现得高瞻远瞩。他说:“着沈葆桢即照左宗棠所奏妥速筹议,奏明办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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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一眼就看穿了北京方面跟左宗棠的意图。自己刚到两江,左宗棠就隔山打牛,他是要借北京的手,收两江的军饷。战争贷款牢牢地将两江捆绑在西征的战车上。与此同时,以《申报》为首的上海滩报纸,不断报道着西征军的负面消息。沈葆桢担心,左宗棠在五年之内都难以扫清绝域,两江的资金如果弄去了新疆,自己统辖的千里南洋防务将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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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征军贷款这个烫手的山芋,沈葆桢不想得罪朝廷,更不愿意直接得罪左宗棠。“朝廷轸念西陲、救民水火之至意。”他先是将皇帝恭维一番,又开始恭维左宗棠,“查左宗棠原奏,沥陈饷源枯竭,万不得已而议借洋款。在该督臣劳心焦思,独抚危局;抚士卒于饥疲创病之余,筹馈运于雪海冰天之界,仔肩难巨,冠绝一时。”[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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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非常谦恭地说,国之重任,“曷敢稍存推诿”?“况上海为洋商精华荟萃之地,关道所属多洞悉洋情之员,以利招之,一呼百诺。”沈葆桢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自己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江南自兵燹后,宜修举废坠,刻不容缓者殊多。”左宗棠的贷款大事令沈葆桢“夙夜不寐”,反复再思,沈葆桢认为一千万的洋贷款“有病于国”,“西陲军事稍纾目前之急,更贻日后之忧。”[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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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之说遍行于西洋各国,受利受病,相去悬绝;则以举债之故不同,而所举之债亦不同也。”沈葆桢对西征不断举债实在不敢苟同,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提出,西方国家在开矿、造路、挖河时巨额举债,因为这些投资项目是能赚钱的,“以轻利博重利”,“故英、美等国有国债而不失为富强”。而以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强国举债对外战争,这些举债都是“一去不能复返”,所以这些国家搞得越来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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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沈葆桢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抱怨说,西征军已经借了三次洋贷款,次数已经不少了。何况,西征军的洋贷款跟台湾洋贷款有着本质的不同,台湾有煤矿、茶山为贷款作担保,新疆有什么可以让外国银行家放心的资源呢?更为关键的是,新疆的民族问题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不是一两年就能平复的。沈葆桢很无奈地说,现在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他们真实的目的是操控帝国的海关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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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对此相当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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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将举债上升到国之兴亡的高度,这令左宗棠措手不及。“沈葆桢与臣素相契合,其清强有执,臣常自愧不如。”左宗棠对沈葆桢的义正词严很是无奈。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辩称,英美举债于国,藏富于民,西班牙举债战争经营不善,兴国与亡国跟举债本身无关,在于国家经营的制度制约。英美国会监督资金运营,西班牙败于纨绔掌权者。[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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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反驳令沈葆桢相当尴尬。借款问题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一旦激怒清政府执政精英,两江防务将举步维艰。沈葆桢决定,将矛头拉回贷款本身:“前届之三百万至光绪四年始清,而续借之一千万今年即须起息、明年即须还本,海关应接不暇。”更为关键的是,西征军横扫大漠,可是海关无坐扣之资,西方银行家一旦催逼还贷,那将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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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的这番话泄露了玄机。按照北京方面对西征跟海军防务的规定,各省在给西征军筹措军饷的同时,还要为南、北洋筹措海防费用。但沈葆桢到了两江后发现一个大问题,除了自己曾经巡抚过的江西,其他省份没有一两银子交付南、北洋。现在,要两江给西征军贷款,沈葆桢势必站在各地督抚的对立面,更置政治盟友李鸿章于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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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集团改革先锋、福建巡抚丁日昌站出来替沈葆桢解围。1876年3月10日,丁日昌在给光绪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说:“国家经费有常,岂能骤增此意外巨款?”丁日昌提出,海防与洋事最宜界线分明,如果以海关税收抵洋贷款,那样容易造成国家财政混乱。更为要命的是,一旦海疆有事,关税不能照常征收,洋贷款难以归还,洋人以此为借口自行征收关税,到时候将是贻患无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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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的报告一到北京,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决定将问题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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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两广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李鹤年、浙江巡抚杨昌浚、福建巡抚丁日昌、湖北巡抚翁同爵等二十位督抚大员都收到了六百里加急上谕。光绪皇帝在上谕中强调:左宗棠可以自己想办法搞五百万两的洋贷款,南方各地的西征军饷要快速汇总到沈葆桢处,以应急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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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的上谕令淮军集团跟南方的商人们顿生警觉。轮船招商局的股东徐润给唐廷枢写了一封信,希望这位远在福州的广东商帮领袖立即返回上海。唐廷枢在福州也已经了解到左宗棠的行动,接到徐润的书信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徐润在上海跟一位洋人秘密会晤后,决定给盛宣怀写信,希望他能够尽快回到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国际并购必须立即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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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招商局借钱搞并购,引起一场资金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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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高层聚首,商量并购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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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日夜兼程,终于远远望见了阳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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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余辉洒满了阳城山,但徐润没有心情欣赏眼前的落日美景,他希望快一点儿见到盛宣怀。离开上海之前,瑞生洋行的经理布赫海斯特(J.J.Buchheister)再三叮嘱,旗昌洋行的老板福布斯在美国的项目正继续回笼亚洲资金,现在就等轮船招商局支付并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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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在套现旗昌轮船上已经表现得急不可耐,他委托布赫海斯特跟徐润谈判,开价二百五十万两白银。[60]唐廷枢在福州、盛宣怀在湖北、朱其昂兄弟在江浙,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中只有徐润一人在上海。瑞生洋行一直跟中国军界做军火生意,布赫海斯特跟军界要员关系密切。福布斯找布赫海斯特做中间人,意在将旗昌轮船卖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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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赫海斯特见面后,徐润跟轮船招商局的财务总监严芝楣两人便开始通宵达旦地测算,旗昌轮船的船只、码头、货栈的价值总计在两百二十万两之上。[61]一旦轮船招商局并购成功,将在吨位、航线等硬件方面成为国内航运的龙头老大。在招商局内部选择并购伙伴时,徐润也是煞费苦心,最终选择了财务总监严芝楣。来自江苏吴县的严芝楣跟江浙商帮关系密切,让他以轮船招商局财务总监的身份参与并购融资,容易得到江浙资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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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跟布赫海斯特的反复谈判,福布斯终于答应将并购价格降至两百二十二万两。福布斯担心徐润会反悔,提出要先交纳两万五千两银子做订金的要求。由于旗昌洋行当初并购了宝顺洋行,所以徐润曾经持有的宝顺洋行股票通过换股,变成了旗昌轮船的股票。现在,轮船招商局一旦成功并购旗昌轮船,徐润持有的旗昌轮船股票就可成功套现。于是,在没有经过轮船招商局董事会讨论的情况下,徐润便跟福布斯签订了意向性并购协议,交纳了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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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非常担心盛宣怀会持反对意见。广东商帮主政轮船招商局以来,盛宣怀名义上虽是李鸿章的代表,可是唐廷枢的强势管理令盛宣怀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作为李鸿章身边的红人,一旦盛宣怀投反对票,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将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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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放下手上的书卷,将徐润迎入简陋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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