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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有钱人做慈善，为名不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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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民的选择：请“鬼子大人”救苦救难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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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衣衫褴褛的秀才走进了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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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正在山东青州传教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日记中写道，“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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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苦读四书五经的中国秀才，希望李提摩太这位“鬼子大人”能够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带领山东地界的饥民造反。李提摩太很快就弄明白两位秀才造反的动机，因为山东地方政府已经不能给饥民提供食物，人们已经活不下去了。饥民之所以找李提摩太，是因为他曾在山东帮助过饥民。李提摩太曾向伦敦市长写信，募集救灾资金。伦敦市长成立了“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将三万两银子运抵中国，由李提摩太负责向饥民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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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被中国秀才的举动吓坏了，太平军起义被镇压后，中国基层一直处于动荡状态，捻军、回民起义不断。在之前的起义队伍中，大部分是农民，现在连帝国的读书人都揭竿而起，可见政府的腐败无能已经到了极致。李提摩太从未想过在中国当起义军领袖，因为武装暴动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这两位秀才很是执着，他们已经为李提摩太准备好了房子，部队都已经组织好了，只等“鬼子大人”一声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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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李提摩太反复向两位秀才重申自己的立场。他告诉基层精英们，自己来中国是传教布道的，不希望卷入中国的内部政务，自己已经向伦敦市政府以及欧洲的教会发出倡议，希望欧洲的民众能够对中国灾民施以援手。李提摩太建议青州的基层精英们放弃武装暴动，采取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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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拒绝了饥民们的请求，已经没有活路的饥民们只好恳求李提摩太，希望他能够收养他们的孩子，让洋人将饥饿儿童带到南方，最好带到上海，带到没有战乱跟饥饿的地方。李提摩太答应尽力帮助他们，拯救饥饿儿童。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善举已经触及到帝国最敏感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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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福，出生于苏州，典型的富二代，其父谢元庆是江浙声名远播的慈善家。谢家福是苏州富二代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拥有一等秀才的文凭。1876年山东出现饥荒，大量的青州饥民涌向江浙，涌入苏州城的饥民有八千多，超出了苏州地方政府赈灾的能力，并导致恶性骚乱事件不断，江苏巡抚吴元炳不得不派军队弹压。[53]谢家福希望能将救灾工程设在灾区一线，决定押送一批饥民返回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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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秀才邀请李提摩太当起义领袖期间，谢家福押送的饥民队伍正好到达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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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经历了饥民骚乱、军队弹压之苦后，回到青州的饥民们一听“鬼子大人”可以收养小孩儿，都将自己饿得快断气的孩子送到教堂。谢家福很快就听到了消息，说是青州教堂要将饥饿儿童带到上海，他担心洋人借机收买人心，“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54]导致民众跟政府离心离德，甚至出现社会动荡的后果。不过谢家福万万没有想到，青州的基层精英们早就有了联合洋人暴动的密谋，托付洋人养育小孩儿只是下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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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可怜的饥饿儿童，谢家福给江浙的富商朋友们写信：“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谢家福希望江浙的朋友们能够一同捐资抚育山东灾区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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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一位苏州的富商在给谢家福的回信中写道，“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谢家福发出的领养饥饿儿童的倡议立即得到了江浙商界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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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福筹划将山东儿童南运江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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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福找到青州知府富文甫，希望由政府出面，制止洋人将小孩儿南运。在跟富文甫交谈的时候，谢家福可谓是声泪俱下：“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拢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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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富文甫极为明确地反对：“小孩运南，事则甚好，兄弟脸上太下不去，须请大哥在此地想一法儿，总要长养在青州才好。”[55]谢家福对富文甫调集军队镇压灾民一事毫不知情，自然理解富文甫的面子问题。身为青州知府，连青州的儿童都养活不了，还要江浙的商人运送到南方去抚养，说出去实在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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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民不断死亡，官员死要面子。谢家福给结拜兄弟李金镛写信，说他对山东境内的惨状心痛万分，更对洋人带着中国小孩儿南下而感到痛心疾首。遗憾的是，当地的官员因为面子问题，还不让江浙的富商们带饥饿儿童南下。饥民们哪知官员跟商人们之间的分歧，无奈在生死之际选择了“鬼子大人”，眼睁睁看着饥饿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甚至带离中国，再也不能重新做人。身为中国人，“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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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镛，常州府无锡县人，其父李廷发常年在苏州经商，跟谢家福之父谢元庆关系密切。太平军席卷江南期间，李金镛奉父命跟谢元庆一起收养金陵难民，两家成为世交，李金镛跟谢家福也义结金兰。[56]李金镛曾经在1862年投效李鸿章淮军集团，谢家福希望他能够给管辖山东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写一封信，如果直隶总督支持江浙富商在山东赈灾，青州知府富文甫就没有理由再拒绝富商们将饥饿儿童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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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有令，洋人的钱不能随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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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巡抚曾国荃刚收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信函。左宗棠在信中一方面希望他能够整顿投机的晋商，一方面希望山西能将西征军的饷银如数押送西北。身为京畿大门，山西肩负国家的安危命脉。剿灭太平军首功之臣曾国荃之前一直不想到山西当巡抚，曾国藩劝慰多年，他就装病多年，最后实在没办法才去了山西。曾国荃一到山西就傻眼了，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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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一查巡抚衙门的人口统计表：太原府灾前人口一百万，现在不足十万，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洪洞灾前人口二十五万，现在降到十万；平陆灾前人口十四点五万，现在不足五万。让曾国荃震怒的是山西的鸦片种植，全省耕地五百三十万亩，鸦片种植面积竟超过六十万亩，更夸张的是不少农民放弃农作物，将土质肥沃的良田用于鸦片种植。由于鸦片种植太多，最终导致不少懒惰之人沦为乞丐、盗贼。[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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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一遇的灾荒，曾国荃向光绪皇帝呈了一份报告，希望皇帝能够向户部与直隶总督下令，各划拨二十万两白银，七成划给山西，三成划给河南；将安北运往京城的四万石漕米截留给山西；凡是将米贩运到山西、河南两地的米商，一律对他们免征商业税；以此降低米价，拯救苦难中的山西、河南两地灾民。[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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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总督直隶统率北洋，经费一直相当紧张。山西遭灾，不仅交归北洋的建设资金没戏了，曾国荃还让皇帝下令，让直隶划拨给山西二十万两白银，这简直就是在李鸿章的大腿上剜肉。很快，李鸿章听到一个消息，英国人李提摩太提着两千两银子到了太原，主动提出帮助曾国荃赈灾。但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曾国荃也收到了北京方面的一道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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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分管教育的学政瞿鸿禨听闻李提摩太北上赈灾，立即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名为《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的报告。瞿鸿禨在报告中抨击以李提摩太为首的传教士“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士大夫精英阶层的意见令清政府执政集团坐卧不安，光绪皇帝立即给曾国荃下了一道秘密命令，要求曾国荃对李提摩太“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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