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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巡抚曾国荃刚收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信函。左宗棠在信中一方面希望他能够整顿投机的晋商，一方面希望山西能将西征军的饷银如数押送西北。身为京畿大门，山西肩负国家的安危命脉。剿灭太平军首功之臣曾国荃之前一直不想到山西当巡抚，曾国藩劝慰多年，他就装病多年，最后实在没办法才去了山西。曾国荃一到山西就傻眼了，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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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一查巡抚衙门的人口统计表：太原府灾前人口一百万，现在不足十万，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洪洞灾前人口二十五万，现在降到十万；平陆灾前人口十四点五万，现在不足五万。让曾国荃震怒的是山西的鸦片种植，全省耕地五百三十万亩，鸦片种植面积竟超过六十万亩，更夸张的是不少农民放弃农作物，将土质肥沃的良田用于鸦片种植。由于鸦片种植太多，最终导致不少懒惰之人沦为乞丐、盗贼。[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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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一遇的灾荒，曾国荃向光绪皇帝呈了一份报告，希望皇帝能够向户部与直隶总督下令，各划拨二十万两白银，七成划给山西，三成划给河南；将安北运往京城的四万石漕米截留给山西；凡是将米贩运到山西、河南两地的米商，一律对他们免征商业税；以此降低米价，拯救苦难中的山西、河南两地灾民。[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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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总督直隶统率北洋，经费一直相当紧张。山西遭灾，不仅交归北洋的建设资金没戏了，曾国荃还让皇帝下令，让直隶划拨给山西二十万两白银，这简直就是在李鸿章的大腿上剜肉。很快，李鸿章听到一个消息，英国人李提摩太提着两千两银子到了太原，主动提出帮助曾国荃赈灾。但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曾国荃也收到了北京方面的一道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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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分管教育的学政瞿鸿禨听闻李提摩太北上赈灾，立即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名为《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的报告。瞿鸿禨在报告中抨击以李提摩太为首的传教士“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士大夫精英阶层的意见令清政府执政集团坐卧不安，光绪皇帝立即给曾国荃下了一道秘密命令，要求曾国荃对李提摩太“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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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李鸿章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洋人白花花的银子，想用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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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曾国荃是久经战场的侯爵，跟瞿鸿禨这样笔杆子下走出来的士大夫不一样，他权衡利弊之后，决定跟李提摩太见面。见面时，李提摩太不断地强调，自己办理了通行证，带来的银子只是散发给灾民，没有任何政治目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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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与李提摩太详谈赈灾计划，安排了几个村庄让李提摩太去救济，并派官员和当地的绅士帮助李提摩太。可是，北京方面还是担心洋人有阴谋，密令曾国荃调查李提摩太的行动。曾国荃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直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办理，先在阳曲徐沟，诸称平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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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的银子难以将百万山西饥民全部拯救。这时，李鸿章又收到谢家福委托李金镛写的求助信，他相当了解李金镛身后庞大的江浙商帮。李鸿章给李金镛写了一封回信，希望李金镛北上直隶，负责办理直隶官方赈灾。[61]当时，李金镛正赶往山东青州，将募集到的千两白银交到谢家福手上。谢家福也说服了青州知府富文甫捐出千两，设立青州同善堂，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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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镛北上直隶，令谢家福在青州的赈灾行动独木难支，面对二十五万灾民，青州同善堂爱莫能助。谢家福提笔亲自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描述山东贫苦之家田产百不存一。谢家福担心“民无恒产，因无恒心”，饥民就会沦为盗贼。山东素来民风彪悍，作为拱卫京畿的军事重地，国计攸关，希望官方能够加大赈灾力度，同时，将饥民低价出售的田产由灾民低价赎回，这样方能“遂民生而安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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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福提出，政府可以用官方跟民间募集的善款来补贴饥民赎回田产的部分差价。“开未有之创举，疑阻必多，所望一代之伟人，权衡独握。”统治阶级从未用自己的银子为百姓置业，谢家福希望李鸿章能够拿出大气魄为百姓置业，开一代伟人之创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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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第一次收到谢家福的书信，他对谢家福提出的“赎田”一策相当重视，他也认为只有将民众跟田产捆绑在一起，才能确保地方稳定。李鸿章在谢家福的信上批复道：苏北、山东境内重灾十余州县，凡上年7月以后，本年7月以前，灾民所售田产，只要根据缴纳漕粮的收据、归户册籍，就可以在政府补贴政策下进行赎回。政府补贴来自于赈灾募捐，补贴多少根据募集情况而定。李鸿章希望两江总督、山东巡抚查酌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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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沈葆桢看到李鸿章的批示，心里很是不爽，尽管两人已经结成政治联盟，但也不愿意受制于李鸿章。沈葆桢对江浙商人集结到李鸿章周围非常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溢于言表，他在谢家福的书信上批示了五点意见，那些出售田产的贫民颠沛流离，户册印单可能早已散失，政府补贴赎田容易让那些奸猾棍徒从中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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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机构重组，“三驾马车”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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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福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贫民田产早已鬻卖一空，饿殍依然载道，非谋久远生聚之计。为了拯救饥民，维护地方稳定，江南船商愿意每船大米捐三分纹银。谢家福希望李鸿章出面，将其当成行规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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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现在已经坐到火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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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全境灾荒蔓延，李鸿章一怒之下将十三名赈灾不力的官员拿下。但是，整顿吏治并没有给官方赈灾带来任何起色。相反，在天津城东南康家花园设的妇女粥厂还发生大火，在收容的2800多名妇女和儿童中，有2287名葬身火海。[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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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高层震怒，下令将赈灾的两名经办人革职，负有监察责任的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天津道刘秉琳交吏部专案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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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兆棠曾经在日本进兵台湾期间表现出色，一度因为军机泄密成为被调查的重点对象。黎兆棠跟广东商帮关系密切，力主通过商战重塑帝国荣光，是李鸿章推行改革的重要助手。清政府执政精英一直盯着黎兆棠的一举一动，现在，火灾成为清政府精英抓住他的致命把柄。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对火灾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北京方面决定将李鸿章“交部议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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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福的书信提醒了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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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决定调整赈灾人员结构，以改善官方赈灾系统。新的赈灾领导机构以“三驾马车”的形式出现了：官方代表翰林院编修吴大澂，此人是清流派的著名成员，选择吴大澂可在赈灾问题上堵住清流派之口；商界代表李金镛，此人是江南办理义赈的名士，拥有庞大的资金资源；淮军集团代表盛宣怀，此人是李鸿章的心腹干将，其父盛康在同治皇帝时期的安徽灾荒中积累了丰富的赈灾经验。[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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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马车”是李鸿章考验淮军集团整合资源的一个试验。李鸿章不仅将清流派推到了赈灾一线，更为重要的是，江浙商帮跟淮军集团借助赈灾结成了同盟。李金镛身后有一个以慈善为名的圈子：常州慈善大亨余治，旗昌洋行总买办、南浔富豪陈煦元，帝国首富胡雪岩，苏州富豪谢家福，丝绸富商施善昌，扬州富商严作霖，钱庄大亨经元善，南浔富豪庞云镨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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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67]苏州富豪尤春畦在给谢家福的一封信中提及，老百姓的生死并非第一，被外国人诱拐才是大事，这将他们的慈善义举提到了民族主义的高度。清政府执政集团跟汉族武装集团心里很清楚，江浙富豪们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消融了一场暗流涌动的饥民暴动。李提摩太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拒绝了山东饥民的暴动计划，江浙富豪们却抓住了“鬼子大人”拯救饥饿儿童的把柄，上演了一场官商慈善结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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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北方饥民南下，江浙的乡土安全遭到威胁，当时的两江还出现了叫魂风波，流民企图以鬼怪之说发动暴动，令江浙地方政府苦不堪言。江南富商迅速行动起来维持社会秩序变得顺理成章，江浙官场赈济北方饥民的粮饷自然也出自商人。江浙商帮北上赈灾一方面是帮助当地官场将饥民挡在江浙之外，确保本地稳定；更重要的是，江浙商帮利用灾荒契机北上，抢占以晋商为首的北方商帮势力，在慈善的旗帜下向政治集团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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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盛宣怀进入赈灾机构，完全是李鸿章的一场商业谋略。李金镛跟谢家福在苏北赈灾期间，曾经向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寻求过帮助，但是跟盛宣怀没有结成商业联盟。李鸿章将李金镛跟盛宣怀调入同一个机构，一方面是通过盛宣怀协调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将盛宣怀作为淮军集团的代表，推向跟商界结盟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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