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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给了盛宣怀二次夺权的机会。盛宣怀成功游说沈葆桢划拨国有资本，一举收购了轮船招商局最大的竞争对手，取得了帝国商战中第一场伟大的胜利。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就现在据实而论，即使生意可保，而欠项累累，年复一年，终恐支柱万难。且当洋商争挤之日，既须外揽生意，再加内筹垫款，获利固无把握，归本更无定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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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问题一直是改革成败的关键。轮船招商局开办之初，李鸿章通过公开招募资金来试水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之所以最终确定“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其主要目的是调动一切商业资本，使其成为改革的助力。可是，在并购旗昌轮船之前，国有资本通过财政借款的方式流入轮船招商局，加上并购旗昌轮船垫付的百万两白银，轮船招商局的国有资本远远超过了商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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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的资金运作是考验广东商帮经营能力的重要指标。现在，按照财政借款的规定，轮船招商局除了要分期偿还收购旗昌轮船的一百二十二万两欠款外，还要定期归还国有资本。如果不归还国有资本，一旦两江总督换人，保守势力便会将国有资本转成商股，最终形成国有资本控股的局面，那将违背“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商业资本就会对政府的改革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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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盛宣怀对轮船招商局的未来相当担忧。国有资本一旦逐步退出，轮船招商局的流动资金就会紧张。英国资本控股的轮船公司就会加大价格战的力度，轮船招商局的亏损也会进一步加剧，形成内忧外患的格局，在跟洋人竞争的过程中很快就会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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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给李鸿章写报告之前，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报告中说：“直道兼顾未遑，厕名无益，实不敢稍存恋栈之心，重速素餐之谤。”盛宣怀当时头顶直隶辖区的道员虚衔，他说自己差事太多，没有必要在轮船招商局挂虚名，让人说自己吃白饭。盛宣怀还说，朱其昂专门办理漕运业务，唐廷枢南下北上奔走新的改革项目，招商局经常只剩下朱其诏跟徐润，他希望能够派出一名大员督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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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为进，这是盛宣怀的策略。盛宣怀在李鸿章面前抱怨：“奉委以来，无日不避让未遑，自知诸事未谙，到处屈居人下。”更为憋屈的是“除却为难之事，绝未一语会商”，在广东商帮眼中，盛宣怀就是一个“无足轻重之人”[27]。盛宣怀说：“在职道保全创局，惟冀荐贤自代之功，在中堂广厦万端，有知人善任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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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进士之家的盛宣怀深谙帝国官场的潜规则，对跑官要官的微妙火候也掌握得相当精准。李鸿章跟沈葆桢哪里知道，在盛宣怀请辞的背后，他已经和朱其昂、朱其诏秘密约定，以共同请辞来逼宫南、北洋大臣出面整顿轮船招商局。朱其昂兄弟出身漕运世家，轮船招商局支柱性的漕运业务非朱其昂兄弟莫属，现在又有百万财政借款在招商局，为了财政借款的安全，沈葆桢岂能让能够确保轮船招商局收入的朱其昂兄弟离开？盛宣怀是官方代表，一旦官方监督缺位，财政借款的安全威胁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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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准了沈葆桢的脉搏，盛宣怀决定豪赌一把。在给沈葆桢的辞职信中，盛宣怀希望政府派出的监督大员能够独柄招商局大权：“以一事权，拟即责成在局各员妥为经理。”[28]盛宣怀跟沈葆桢的政治友谊早在巡视台湾海峡时就建立了，收购旗昌轮船时，盛宣怀再度通过资本合作将两人的关系推向纵深。盛宣怀这一份以退为进的辞职报告，意在谋求招商局的管理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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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跟朱其昂结盟，一方面是期冀可执朱氏家族掌握的漕运业务牛耳，跟广东商帮对抗，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朱氏家族财力雄厚，是淮军集团的重点结盟者。盛宣怀的赌注很准，朱其昂很快被李鸿章举荐出任天津海关道台。遗憾的是，朱其昂还没走进这个帝国外交窗口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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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朱其昂却突然去世。朱其昂的去世让盛宣怀措手不及，失去了朱氏家族这个富豪盟友，盛宣怀在资本方面的话语权立即被削弱，夺权计划将出现变数。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言辞激烈，作为淮军集团的政治代表，本是“可恃操纵之辔，上以实求，下以客应”；作为官方代表，有职无权，如果继续下去自己只能“身败名裂，不足赎咎”，自己在招商局“万无中立之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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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信火药味十足，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要么唐廷枢、徐润他们离开，自己独揽大权；要么他们两人留下，自己卷铺盖走人。在给李鸿章的信中，盛宣怀更希望自己能够独揽大权，“奋身独任其艰难，未始不可挽救全局。”盛宣怀为了确保夺权成功，特地叮嘱在天津处理兄长后事的朱其诏向李鸿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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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诏也曾买了一个知县的官衔，一直跟随哥哥朱其昂在江浙漕运中摸爬滚打，深谙帝国官场的潜规则。失去了兄长朱其昂这座靠山，朱其诏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商场，都要仰仗李鸿章的这位幕僚。朱其诏在天津一直替盛宣怀打探李鸿章的信息，可是一直没有机会面见李鸿章，他向盛宣怀保证“限我一月定能报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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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李鸿章稳定招商局军心，坚持“官督商办”原则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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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陷入价格战泥潭，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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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书房里埋头给丁日昌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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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火专家，更是淮军集团改革的干将。随着改革的推进，淮军集团在干部储备方面日渐捉襟见肘，李鸿章反复权衡后，将丁日昌推到了福建巡抚的位置。李鸿章此举不仅是要掌控军事工业旗舰——马尾船厂，更重要的是要在台湾全面推行改革，开矿、修建铁路、兴办电报。可是丁日昌在福建巡抚的位置上很不舒服，福州官场波谲云诡，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搞得他头昏脑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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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的倾轧令技术型干部丁日昌很不适应，他很快就在福州病倒了。李鸿章十分关心丁日昌的病情，委托到福州出差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去探望丁日昌。赫德到了福州后告诉李鸿章，尽管丁日昌看上去“面貌精神甚佳”，[31]可是脚肿得都不能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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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离开福州后，丁日昌敏锐地觉察到李鸿章托人探病的微妙。赫德名为探望病情，实则是为李鸿章考察自己的忠诚度。福州官场有大批左宗棠的故吏，马尾船厂更是左宗棠的心血之作，沈葆桢主政马尾船厂时，每次向皇帝汇报船政大事，都需要左宗棠联合署名。丁日昌在病床上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汇报了福州跟台湾的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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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收到丁日昌的信后，当即热泪盈眶。在一封不长的书信中，一向严谨的丁日昌竟然犹如孩童练字，明显能感觉出写信之时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几不成字”。略懂中医的李鸿章在信中宽慰丁日昌，说他可能是在台湾受到瘴气侵扰，加之劳累过度，如果静养一段时日就能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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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丁日昌的信，仆人又送来了另一封信，正是盛宣怀充满火药味的控告信。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回信中很是无奈地感叹，轮船招商局兼并旗昌轮船，“其议发自阁下，而成于幼丹”，英国资本控制的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商竭力倾挤，导致轮船招商局“船多停歇，岌岌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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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是淮军集团的改革旗舰，更是李鸿章获取改革主导权的重要筹码。可是，山西道监察御史董儁翰弹劾轮船招商局“用人太滥，耗费日增”，“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任人唯亲的管理层“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甚至有官员“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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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控告跟董儁翰的弹劾令李鸿章感到事态的严峻，忙于国际外交跟直隶管理的李鸿章一直放手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此时盛宣怀的夺权已经明显与“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冲突。李鸿章给丁日昌写完信，将自己关进书房，对轮船招商局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他要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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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专为自置轮船，协运漕粮，以补沙船之不足”，目的是“各口揽载，以收回本国之利权起见”。从朱其昂前往天津领走二十万串的军费，到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主政，轮船招商局先后招募商股四十七万六千余两，此后轮船招商局开始跟欧美轮船商捉对厮杀。打着争夺中国航运权的旗帜，淮军集团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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