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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路线决定改革的成败。从大量的私人信函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很担心一旦轮船招商局出现问题，会贻笑大方。更令他忧心的是改革路线问题，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一直盯着财政贷款，缓缴贷款利息很容易被批评为损害国家利益并招来弹劾。他们也很容易以此为借口推行国进民退的政策，如此一来，改革将重回国企主导的老路，淮军集团的改革主导权也将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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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在福州期间，盛宣怀仰仗并购旗昌轮船筹款之功，一度欲将唐廷枢扫地出门。李鸿章派淮军将领、天津海关道丁寿昌出面斡旋，没想到盛宣怀的盟友朱其诏借机游说：“局中银钱尚短不少，当时曾说盛、朱筹官款百万，唐、徐招商股百万，此时唐、徐尚未交卷，曳白而出，未免贻笑。”丁寿昌问朱其诏：“闻人说，局事杏荪（盛宣怀字杏荪）有独办之意？”朱其诏回答道：“不但杏荪无此意，且吾等均有脱卸之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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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诏跟丁寿昌的对话本应该是私密的，可是朱其诏很快就以密函的方式向盛宣怀进行了汇报。朱其诏在密函中询问盛宣怀，既然闽浙总督何璟挽留唐廷枢，让唐廷枢在福州推行改革，干脆就借机让唐廷枢出局。在朱其诏看来，唐廷枢已经投向了何璟的怀抱，不能再留在淮军集团旗帜性企业的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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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是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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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诏在密函中又问盛宣怀，到底是让唐廷枢“曳白而出”，还是留一个专责揽载业务的虚职？朱其诏希望盛宣怀拿主意。对于丁寿昌的独办之问，盛宣怀在给沈葆桢写信时，已经强烈提议派一位官员独柄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大权，岂能说他是对独办无意？朱其诏希望盛宣怀“不问”其事，制造“独办之意”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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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夺权行动令唐廷枢相当失望，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淮军集团有计划的国进民退。唐廷枢主动向李鸿章提出辞职，李鸿章相当清楚这是盛宣怀夺权所逼，一旦批准了唐廷枢的辞职，商人们就会以此当作改革路线调整的风向标，股东们就会人心浮动，纷纷抽走资金，清政府执政精英就会立即叫嚣将轮船招商局国有化。更为关键的是，淮军集团推行的改革将失去民间资本的支持，矿业、铁路、电报、金融改革计划将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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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拒绝了唐廷枢的辞职，反而催促唐廷枢回上海襄助徐润。盛宣怀、朱其诏的夺权计划遭遇挫折。盛宣怀给沈葆桢写信，希望获得沈葆桢的支持。沈葆桢在信上批示一句：“即使李伯相（李鸿章）准另派大员，亦须该道为之引翼。”沈葆桢的这句话给盛宣怀吃了一颗定心丸，这表明自己在轮船招商局的地位已经得到两江总督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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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四处控告使得李鸿章对其相当失望，“杏荪多龉龁，亦久不与闻局务矣”。[39]李鸿章通过三策预案支持唐、徐二人后，盛宣怀还继续跟朱其诏谋划夺权。令盛宣怀意想不到的是，李鸿章给沈葆桢写了一封信：“挂名只盛杏荪、朱毅甫（朱其诏字毅甫），倘再求退，可否听其自去，免致意见歧出，风浪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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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这一句话，让盛宣怀立即消停下来。调任河间道期间，盛宣怀更是“不暇到局襄办各事”，彻底远离了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核心层，独木难支的朱其诏也只有埋头做事。但是唐廷枢担心盛宣怀会再度夺权轮船招商局，因而反复向李鸿章提议让上海县令叶廷眷出任会办。唐廷枢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浩劫正在向轮船招商局席卷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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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总办找靠山，不料所托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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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担忧，为保利益找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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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在福州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福建巡抚借调唐廷枢期间，唐廷枢跟胡雪岩展开了银行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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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之所以要创设银行，跟广东商帮一个庞大的商战计划密切相关。广东商帮谋划在伦敦成立一家名叫宏远的国际贸易集团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三十万两。除去经营一般商业及代理生意以外，宏远公司还充当中国政府在海外的代理人，政府需要的武器、船只和机器，都可以由宏远公司代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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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向广东商帮征求创设宏远公司意见期间，盛宣怀正在联手朱其昂兄弟四处控告唐廷枢。其实，唐廷枢更担心的是首富胡雪岩，宏远公司的政府海外代理人角色跟胡雪岩的生意有着直接冲突。一旦宏远公司代理政府的武器、机器采购业务，那么西征军所需的武器就没必要经过胡雪岩来采购，这一定会遭遇胡雪岩的掣肘。广东商帮的笔杆子郑观应提醒唐廷枢，一定要找一位李鸿章的幕僚为宏远公司当靠山，从而与以左宗棠为靠山的胡雪岩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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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兆棠，广东顺德人，1856年考中进士，跟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夏同善，以及左宗棠的得力助手、陕西巡抚谭钟麟均为同科，跟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关系也甚为密切。日本进兵台湾期间，黎兆棠襄助沈葆桢解决台湾危机，并迅速成为李鸿章的幕僚。更为微妙的是，胡雪岩资助举人杨乃武告状期间，跟夏同善结成了翻案联盟。一旦宏远公司跟胡雪岩发生冲突，黎兆棠便可以同科身份，通过夏同善跟胡雪岩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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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跟黎兆棠是文友，两人经常相互交换文章欣赏。1876年，唐廷枢筹办开平煤矿时，黎兆棠出任开平煤矿会办，成为李鸿章在开平煤矿的官方代表。很快，黎兆棠就成为宏远公司的主导者，并提议招募百万两商股，以承办军火为大宗。广东商帮一番讨论后，认为招募三十万两商股的场面就已不小，还便于随时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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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远公司一开始定位的角色就是政府的海外代理人，军火、机器、船只采购都是大宗，交易资金动辄就是几十上百万两。广东商帮在筹划宏远公司的过程中发现，大额的交易只能通过汇票完成，通汇需要抵押货单，还需要保人，交易就是跟时间赛跑，银行往往会乘机增加利息，抵押比率也很低，鉴于上述种种限制、层层剥削，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开办自己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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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星先生访问福州，目的在筹设一家中国银行，此事已得到丁日昌的支持。”香港的《通闻西报》跟踪追访了唐廷枢的福州之行。取得福建巡抚丁日昌的支持后，唐廷枢的银行股票顿时成为商人们追逐的焦点，在律师出具了银行章程之后，三十万两商股迅速到位。[41]二十天后，唐廷枢一行招募到的商股高达两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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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计划将宏远公司总部改设在上海，并在伦敦、香港、福州、纽约设立分公司，以伦敦为营业中心，公司的现金资本一半留在中国，一半留在伦敦，以壮声名。广东商帮希望黎兆棠能搞国家代理专营权，那样一来，银行就能按照宏远公司的业务分布，在伦敦、福州设立分行。正在推行明治维新的日本成为广东商帮瞄准的一块新兴市场，银行将在日本设立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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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兆棠将唐廷枢等人的谋划向李鸿章进行了汇报，李鸿章早已掌握胡雪岩在上海开设银行的计划，对广东商帮的银行计划自然是大力支持。听完黎兆棠的汇报，李鸿章当即拍板，提出让各个海关凑足十万两作为国有资本入股。可是，两广总督刘坤一不乐意，他在给黎兆棠的一封信中表示拒绝划拨海关官款：“不必另设宏远公司，另起炉灶，即可归并招商局逐渐扩充。”[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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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坤一的一句话，各个海关的官员们都开始敷衍，国有资本入股一拖再拖，商人们也对宏远公司跟银行逐渐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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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湖北开矿进展不顺，李鸿章调任唐廷枢北上开平。英国矿师马利师（Morria）经过勘探，发现了七十八平方英里的矿区。马利师向英国官方汇报，开平煤矿储量超过六千万吨。[43]唐廷枢很快为开平煤矿招募到七十万两商股，轮船招商局成为开平煤矿的固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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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挥一挥手就是百万商股进账，这大大地刺激了盛宣怀的神经。所以盛宣怀四处控告唐廷枢，攻击的重点是：唐廷枢出任挂靠在怡和洋行旗下的华海轮船公司董事一职。1878年，唐廷枢辞去华海轮船董事职务，专注于煤矿、铁路工业。出于爱才的考虑，李鸿章最终选择了唐廷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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