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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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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申报》，1876年3月6日；《捷报》，187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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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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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卷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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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英国领事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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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姚文楠、秦锡田编修：《上海县续志》卷15，《名宦·叶廷眷》，19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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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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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商务》，大通书局196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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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第十二章 湘淮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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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易帅起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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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矿务局一筹莫展，胡雪岩大西北春风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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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4月25日，盛宣怀收到了一封当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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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矿务局首席矿师郭师敦提交了一份财务核算报告，对煤层煤质、开采规模、机器人力、所需资金都进行了详细规划。预算规划一出，盛宣怀立即感到捉襟见肘，在经费项中，单荆门煤矿的机器设备费用就高达五万五千两。从荆门将煤运到长江，运输成本高昂，如果开矿同时再修筑一条铁路，总成本将超过五十万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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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一个大问题。李鸿章划拨的财政款30万串，盛宣怀已经用去一半。李金镛在江南招募商股毫无进展，荆门煤矿跟大冶铁矿如果同时开采，资金需求更大。盛宣怀跟李金镛商议，希望湖广总督李瀚章能够出面，将湖北煤、铁两矿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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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向李瀚章提议：每年在制造、海防项下拨款，以煤熔铁，以铁供制造，连为一气。盛宣怀的提议已经很明显，在矿务局资金紧张期间，将其划入军事工业之中，那样一来李瀚章每年以制造局的名义将矿务局的费用进行报销，只要有五年时间，矿务局就能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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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李瀚章提交了报告后，盛宣怀给李鸿章抄写了同样内容的报告。李鸿章在报告上批示：“若因经费不继，中道而辍，未免可惜。”尽管李鸿章同意每年在海防、制造项下划拨一万五千两给矿务局，但不希望矿务局走回军事工业老路，希望矿务局能招商办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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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还批示：已经划拨的财政款，余下的十四点二万串停止使用，已用去的十五点八万串补齐，并存交江苏、汉口各典生息，以利息逐年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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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煤矿一度是李鸿章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希望，盛宣怀将烂摊子推给了浙江商人李金镛，自己在直隶当甩手掌柜，遇到资金困难问题时，又将矿务局推向军事工业。“国进民退”的改革方案会完全打破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而路线的调整又将威胁到李鸿章的改革主导权，李鸿章不会给盛宣怀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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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盛宣怀没想到的是，李鸿章在资本如此紧张的关头，居然还追要那十五点八万串已经花掉的财政借款，为了确保财政借款清理有始有终，李鸿章在批示中明确要求，由盛宣怀一人负责。遗憾的是，盛宣怀跟李金镛重新招股，只卖出了五百股，招募到商股五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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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批示下来后，盛宣怀跟李金镛只好停止动用财政借款，节衣缩食将十五点八万串的钱陆续存入钱庄。当时，胡雪岩控股的阜康钱庄是大清帝国经营网点最多，实力最雄厚的钱庄，存放着西征军巨额的军费，不少达官贵人也把钱放在了胡雪岩的钱庄。因而阜康钱庄自然也成为盛宣怀首选，他陆续地将十多万串财政借款存入阜康钱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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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矿务局国有化希望落空之时，胡雪岩正在大西北春风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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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早就瞄上了大西北的矿业资源，他在上海滩雇用了德国矿师，矿师已经到达甘肃。德国矿师的到来令左宗棠相当高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左宗棠兴奋地写道：“雪岩雇德人来肃辨认矿苗，已令赴文殊山口勘视一遭，觅得三处。”左宗棠相当谨慎，他担心德国矿师勘察有误，还找了当地的土著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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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告诉左宗棠，文殊山气候特殊，每年下雪很早，融雪很晚，每年三月才能进山，一直到八月可以在山里活动，一到八月就需要出山。德国人不信，再度进山勘探，没想到山里道路果真相当崎岖，“层冰积雪中无路可觅”。左宗棠听完当地人跟德国矿师的汇报，开矿的热情顿时消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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