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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立即批准了丁日昌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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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防派和海防派的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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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北京方面的批示下来后，两江总督沈葆桢病逝。在沈葆桢病逝的第二天，北京方面就下令前两广总督刘坤一回任两江，这个安排令李鸿章措手不及。刘坤一在湘军集团的地位仅次于左宗棠，他的族叔、湘军楚勇股肱刘长佑总督云贵，西南边陲是中英跟中法的火药桶，因而云贵总督地位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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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家族跟淮军集团的梁子早在同治年间就结下了。刘长佑曾经效力于楚勇江忠源部，江忠源战死后，清政府执政集团为了平衡湘军各部势力，对江忠源部将提拔甚力。同治皇帝坐上龙椅的当年，刘长佑就出任直隶总督，到了1867年因盐民起义危及京畿，李鸿章取而代之执掌直隶。而留在南方独立发展的刘坤一出任江西巡抚，到了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任上去世，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可惜李鸿章强烈推荐盟友沈葆桢督任两江，“刘（坤一）不得江督，颇为怏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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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当年一定要扳倒署理两江总督的刘坤一，跟海防塞防有着莫大关系。当时，刘坤一站在左宗棠一边，是塞防派的中坚力量；沈葆桢站在李鸿章一边，是海防派的铁杆支持者。李鸿章剿灭捻军时的一员宿将、浙江海盐人沈能虎曾问李鸿章：“刘帅莅江，新政若何？”沈能虎给李鸿章派驻轮船招商局的官方代表盛宣怀写信，“窃料此公于招商局务必有指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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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是淮军集团的改革旗帜，李鸿章岂容刘坤一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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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将刘坤一赶出两江成为必然，刘坤一成为淮军集团权势扩张的牺牲品。北京方面补偿给了刘坤一一个体面的工作：两广总督。而被撸掉直隶总督的刘长佑很快晋升为云贵总督。期间，李鸿章将淮军心腹潘鼎新推到云南布政使的位置，1876年出任云南巡抚。身为淮军集团的军事将领，潘鼎新出任巡抚级高级文官职务，是李鸿章将淮军军事集团向军事政治集团转化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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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佑并没有给李鸿章面子，他不断给潘鼎新“颜色”，并在其出任巡抚的第二年，向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弹劾报告。清政府执政精英为了平衡湘军跟淮军的利益，决定将潘鼎新调离云贵辖区。如此一来，刘氏叔侄跟淮军集团的恩怨越来越深重。此次北京方面出手之快，可以窥见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政治手腕，以南洋牵制北洋的政治意图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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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插手南洋跟北洋海军的国防，已经昭示了李鸿章对北京方面的影响力在下降。日本进兵台湾后，北京方面一直支持李鸿章提出的海防计划，可是日本吞并琉球以来，海防危机严峻，铁甲船以及海军组建进度依然缓慢，北洋在琉球问题上毫无作为，李鸿章甚至将保护琉球看成是“争区区小国之贡”，[10]毫无天朝上国保护藩属之使命感。在北京方面看来，李鸿章这是毫不顾及帝国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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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琉球问题上的消极跟左宗棠在伊犁问题上的强硬形成了强烈对比。当时，被派往圣彼得堡谈判的全权大使崇厚，跟俄方谈判时表现得软弱无能，政坛响起武力收复伊犁之声，西征军总指挥左宗棠更是“饰词欲战”，[11]已经为自己买好了一口棺材，准备出玉门关时抬着进新疆。左宗棠马革裹尸的豪气赢得了主战派的支持。现在，清流们对琉球问题情绪高涨，中日开战的压力让李鸿章如芒在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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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司业张之洞站出来批评李鸿章无能：“开办机器，原以济今日之用，若不足资一战，岁耗数十万金将以何为？”[12]张之洞身为国子监的二把手，相当于国立大学副校长，区区六品小官，他的言论在郭嵩焘看来就是“乱天下”的误国之语。可是，慈禧太后很快召见了张之洞，还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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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别有用心激怒了李鸿章，他立即写了一份报告反击张之洞：“浙江、江西、湖北三省厘金及各海关四成税实解北洋者，分年匀计每年不过三十余万两，视原拨每年二百万之数，尚不及十成之二。臣添购利器，添练劲旅之志，寝馈不忘，终因款不应手，多成画饼。论者犹谓臣岁糜巨帑不克振作有为，岂知户部所拨之额饷，并非臣处所得之实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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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报告将矛头直指户部。户部的掌权者景廉是咸丰年间的进士，曾经为皇帝讲课，沙俄进兵伊犁期间，景廉奉命收复伊犁未果，回京入职军机。身为满洲正黄旗的统兵大将，景廉将未能收复伊犁视为自己的人生败笔，一直支持西征军的新疆战事。李鸿章将海防军费问题推向户部，意在打击左宗棠的西北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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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新上任，拉帮结派占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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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看准了机会，在北上两江期间给皇帝写了一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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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出入有常，惟有移缓救急。”刘坤一在报告中提到，全权谈判大使崇厚失败的交涉，导致中俄局势紧张，沙俄舰队直逼东北海域，危及京畿，现在是“西北既须戒严，则东南不可复生波折”，购铁甲船乃为对日开战之用，对俄开战则无海防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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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对李鸿章在琉球问题上的无能已经是相当气愤，可是筹建海军刻不容缓，刘坤一自然不会站到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对立面。但是，为了遏制李鸿章军权扩张，阻止帝国经费流向北洋，刘坤一主张海防用轮船，“责成福建船政局及江南、广东等省之制造机器各局自行仿造，量行变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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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商一切机宜，将来办理庶有把握”，刘坤一向皇帝提出进京“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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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6月5日，刘坤一“入都陛见”。第二天，光绪皇帝赏刘坤一“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殊荣。在京期间，慈禧太后以皇帝之名前后四次召见刘坤一。在给刘长佑的信中，刘坤一泄露了6月21日的内阁会议机密，北京高层内部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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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会议，王公毕集。”在醇亲王奕譞的主持下，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所有在京官员均参加了这一次规模空前的内阁扩大会议，以至于会议大堂拥挤不堪。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全庆提交了一份接受英国调解中俄伊犁问题的报告，英国调解之议先前由总理衙门提出，全庆的报告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在内阁会议上由翁同龢全权代表全庆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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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有惭于清议，无补于大局也。”翁同龢读完报告，发现会场大乱，清流派纷纷指责翁同龢的无能，只能提出借英国人调解这种烂办法。会议紧张进行到当日正午，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有“公请刘岘庄制军，借商公事”之举。刘坤一站到了翁同龢一边，提出“俄衅不可开”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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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明知清议所不容”，却要“身冒不韪”，其重要目的是跟清政府执政精英结成政治联盟，以期将来制衡李鸿章。刘坤一6月5日进京，翁同龢在6月8日亲自登门拜访。刘坤一给翁同龢的感觉是“朴纳有道气，迥非流俗所能及”。6月27日，刘坤一离京前一日，翁同龢再次跟刘坤一畅谈，刘坤一这一次给翁同龢的印象是“具深识远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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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刘坤一离京，翁同龢亲自“出城”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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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期间，刘坤一跟浙江在京官员走动频繁。王先谦，湖南人，20岁开始出任湘军将领的幕僚，后考中进士进翰林院，出任国立大学校长级别的国子监祭酒一职。王先谦在1875年主持浙江乡试，跟浙江在京官员关系密切。刘坤一通过王先谦，先后跟以兵部右侍郎朱智、太常寺卿徐用仪、大理寺卿许庚身、光禄寺卿朱学勤为首的一批浙江在京官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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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盟浙江官员的背后，刘坤一的目标是权力中枢——军机处。进京的第一天，刘坤一就拜访了军机大臣王文韶。王文韶，浙江仁和人，曾经在湖南担任巡抚，跟湘军关系密切。在李鸿章眼中，王文韶是军机大臣中少有的实权派，地位仅次于恭亲王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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