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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明知清议所不容”，却要“身冒不韪”，其重要目的是跟清政府执政精英结成政治联盟，以期将来制衡李鸿章。刘坤一6月5日进京，翁同龢在6月8日亲自登门拜访。刘坤一给翁同龢的感觉是“朴纳有道气，迥非流俗所能及”。6月27日，刘坤一离京前一日，翁同龢再次跟刘坤一畅谈，刘坤一这一次给翁同龢的印象是“具深识远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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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刘坤一离京，翁同龢亲自“出城”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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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期间，刘坤一跟浙江在京官员走动频繁。王先谦，湖南人，20岁开始出任湘军将领的幕僚，后考中进士进翰林院，出任国立大学校长级别的国子监祭酒一职。王先谦在1875年主持浙江乡试，跟浙江在京官员关系密切。刘坤一通过王先谦，先后跟以兵部右侍郎朱智、太常寺卿徐用仪、大理寺卿许庚身、光禄寺卿朱学勤为首的一批浙江在京官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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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盟浙江官员的背后，刘坤一的目标是权力中枢——军机处。进京的第一天，刘坤一就拜访了军机大臣王文韶。王文韶，浙江仁和人，曾经在湖南担任巡抚，跟湘军关系密切。在李鸿章眼中，王文韶是军机大臣中少有的实权派，地位仅次于恭亲王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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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在京期间跟王文韶进行了四次长谈，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跟其中乡试主考官王文韶、军机大臣沈桂芬搞好关系。[16]身为奕的幕僚，沈桂芬跟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为同科进士。李鸿章一直认为，军机处中的两位实权人物非王文韶跟沈桂芬莫属。沈葆桢去世后，沈桂芬极力推荐刘坤一总督两江，这令沈桂芬跟李鸿章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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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会议上，沈桂芬主张通过谈判收复伊犁。刘坤一之所以冒清流之不韪，是站在翁同龢跟沈桂芬一边，他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西北局势，而是要获得北京权力中心的支持，以此坐稳两江。刘坤一在京期间，登门拜访了沈桂芬，两人长谈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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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向沈桂芬汇报说，进京之前他到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李鸿章，两人对轮船招商局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其中谈到的一个敏感问题就是财政借款“缓息三年，第四年起将本银匀分，分五期每年缴还一期”。在每年归还的财政借款中，有十二万两属于两江。刘坤一新任两江总督，首要考虑的就是确保两江财政借款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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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生前已经同意唐廷枢的改革计划，可是北京方面对轮船招商局的进一步改革意见不统一。轮船招商局会在1880年归还第一期财政借款，李鸿章不想刘坤一总督两江后直接插手轮船招商局，通过进一步改革轮船招商局来夺取改革主导权。李鸿章希望维持招商局现在的改革成果，以确保财政借款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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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相当清楚李鸿章的目的，现在日本吞灭琉球已成定局，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已经是人心惶惶，对海防线的安危非常看重。李鸿章在全球采购铁甲船，武装北洋海防。照此下去，到时候南洋的利益必将权操北洋之手。刘坤一同意维持轮船招商局现在的改革，但交换条件是北洋须暂缓采购铁甲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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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沈桂芬的汇报中，刘坤一表现得相当失望，因为李鸿章拒绝暂缓采购铁甲船，并且提出采购的铁甲船只能独归北洋，如果南洋想武装铁甲船，可以自己另想办法。刘坤一跟李鸿章进行了反复交涉，但李鸿章在武装北洋海防上的态度相当坚决。刘坤一甚至担心，国家划拨给南洋的“四十万金恐不能不改拨北洋为购铁甲船之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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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曾经向南、北洋同时提出筹建海军事宜，李鸿章以北洋拱卫畿辅为由，坚持将巨款挪到北洋，“南洋失此巨款，将为无米之炊耳。”带着遗憾和失望，刘坤一于7月7日抵达南京两江总督府，李鸿章在6月9日就向北京方面提交了《定造铁甲船折》。令刘坤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鸿章不但将手伸进了南洋，还要彻底地掏空两江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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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有淮南北盐商议捐报效银一百万两，分岸分年按引收解，在户部为课厘外加增之款，非正项可比。不若凑作整款可有裨于防海利器。”[18]李鸿章向北京方面提出，将两淮盐商的捐款充为海防经费。道光年间，北京方面早已将两淮的盐政划归两江管理，李鸿章却以海防之名把两淮盐商攥到自己手中，两江最大宗的盐业资本将成为淮军集团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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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真正的胃口不在盐业资本，轮船招商局才是他的心头肉。他对北京方面说，轮船招商局每年归还地方财政借款三十五万两，这一笔巨款放在各省多属闲款，“应请酌提招商局三届还款约一百万零，抵作订造铁甲之需，分年拨兑，于军国大计裨益非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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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发现自己钻入了李鸿章的圈套，北洋采购铁甲船的计划不断扩大，对南洋利益的侵害也越来越大。两淮盐商捐款划归北洋，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划归北洋，那南洋的海防经费在哪里呢？更为糟糕的是，李鸿章丝毫没有罢手的意思，当月他再上《请催海防经费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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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向皇帝汇报说，按照北京方面的规定，各省均需从商业税中划拨一部分，向北洋输供海防经费，可是广东、江苏、福建三省“奉拨以来未解分毫”，希望皇帝下令各地督抚“赶紧报解”，如果再拖延，“即由臣年终核参”。李鸿章还在报告中向皇帝点名批评刘坤一，特别强调他进京陛见路过天津时，曾向自己拍胸脯说到“任后再为竭力筹措”，[19]可是江苏没有向北洋海防交过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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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谦卑的长信，将李鸿章的淮军一番吹捧，“淮军实有长城之靠”，可是“南洋经费各处报解寥寥”，粤海关每年要向福州船政局汇兑二十万两，可是粤海关监督拒绝承认。帝国沿江巡阅使、湘军领袖彭玉麟奏请添置兵轮十艘，“所需造船、养船之费又从何处张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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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执政精英跟湘军集团对改革主导权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为了保住淮军集团的改革主导权，刘坤一要一步步收复失去的南洋控制权。他决定，从轮船招商局下手，来扭转自己的被动局面。为此，他给在京的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写了一封长信。一场围绕轮船招商局展开的争权风暴即将席卷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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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一份反腐报告引发的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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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老人”王先谦一言震江湖，挑衅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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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在两江总督府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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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给北京方面提交的北洋海防催款报告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有了皇帝给的尚方宝剑，李鸿章若是收不到银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弹劾刘坤一。刘坤一在写给李鸿章的谦卑长信中，希望李鸿章能够在海防军费以及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方面高抬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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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一直在琢磨李鸿章的用心。淮军集团一方面借海防操控南洋财政，一方面又维持轮船招商局的民营性质，李鸿章意欲何为？更让刘坤一困惑的是北京方面的态度，“初拟办两号，比改增四号，当奉谕旨允办三号，其余一号请提用盐商捐输百万两，亦即交部复准，外间谁复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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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尽管害怕沙俄，却更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因为真正摧毁清政府八旗劲旅精神防线的是海上来的军队，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岂能在日本吞并藩属琉球之际否决李鸿章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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