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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他们名义上是让李鸿章购买旗昌的码头跟房产，背地里却是在变相行贿。因为轮船招商局只要收购了旗昌轮船的航运资产，旗昌轮船的码头跟房产就肯定需要一并处置，自然就会以低价卖出。唐廷枢特意禀请李鸿章购买，目的就是希望换取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并购行为的支持。王先谦在反腐报告中说，“李鸿章驳斥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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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驳斥了轮船招商局管理层的请求后，“盛宣怀往谒前两江督臣沈葆桢，诡词怂恿，沈葆桢欣然允行”。王先谦说，轮船招商局贿赂李鸿章不成，转而找到了沈葆桢，但他们在给北京方面的报告中却说，“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王先谦看来，轮船招商局管理层撒谎的背后另有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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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昌原本约二百二十余万两，已亏大半，唐廷枢等仍按该洋行原本银数开报。”[24]王先谦尖锐地指出，在收购旗昌轮船后期，管理层之所以没有跟李鸿章商量，主要是担心收购价格在商洽的过程中会泄露出去。旗昌轮船亏损到只剩一百多万两，唐廷枢他们又抄底了旗昌轮船股票，导致股价暴涨，如果轮船招商局按照旗昌轮船的资产净值收购，那管理层就不能通过提前抄底的股票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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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告诉皇帝，盛宣怀他们到南京后，从沈葆桢那里筹借到百万两财政资金，“作为先付半价”，“实际划归伊等前收股票”。西征军向国际银行借高利贷收复新疆，沈葆桢拆借给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最终却落入唐廷枢他们的腰包。王先谦这一句话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生生地刺进了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心窝。商人居然将帝国的封疆大吏们当猴耍，把国家财政当成了他们的提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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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主导的改革旗舰，公司的高管却通过资本手段，让紧张的财政资金流入自己的腰包。现在，改革的旗帜企业成了改革者敛财的工具，作为帝国咽喉的两江的财政资金成了敛财者的血库。一直眼睁睁看着汉族武装集团抓走改革大权的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在看到王先谦的反腐报告时被气得热血沸腾，商人岂能盗窃国家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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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在报告中说，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余下的百万两，才是旗昌轮船真正的资产价值。1878年9月8日，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达文波爵士（Sir Arthur Davenport）在向伦敦方面提交的《领事报告》中嘲笑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的行为：“这个价钱对卖方说，是非常合算的。因为船队中包括一批陈旧过时的船只，其中有四到五只已完全报废。根据外国公众的估计，招商局至少多付了五十万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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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曾经在港英政府工作，在怡和洋行打工，创办过轮船公司，更不用说徐润还持有旗昌轮船的股份，他们对旗昌轮船真实的资产状况岂能不知？在轮船招商局高价收购的背后，就是为了套现招商局管理层手中的旗昌轮船股票。更为糟糕的是，旗昌轮船被收购之后，“太古、怡和竭力倾挤，船多停歇，岌岌难支”。在经营陷入困难的时候，“幼帅（沈葆桢）早置身事外”，[26]放手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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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嘲笑李鸿章，当初向皇帝打报告说“招商局之设，原以分洋商利权，于国家元气、中外大局，实相维系，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诚恐难以久支，贻笑外人，且堕其把持专利之计”。现在，轮船招商局陷入经营困境，经营监督机制缺失，到底派谁才能重振轮船招商局？连李鸿章自己都很迷茫，“不知天下尚有何员最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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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担忧和迷茫成了王先谦的把柄和证据。“该督所论，实已洞见本原。”王先谦相当谨慎地对皇帝说，李鸿章早已知道轮船招商局经营困难，一直依靠财政资金维持，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不过“唐廷枢等人营私肥橐，蒙蔽把持，相距数千里外”，可能身在直隶的李鸿章对唐廷枢他们的“情事或未能深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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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该督复奏请将公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分五年提还后，局务归商而不归官，并请将提还公款，悉解北洋，为办理洋务之用。”王先谦真正的目的是要修改李鸿章制定的“官督商办”改革路线，他痛心疾首地告诉皇帝：“归商而不归官，则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亏累日增，终于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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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提醒皇帝注意李鸿章前后的言行，轮船招商局借贷财政资金划归北洋之策，跟之前提出的“商为承办，官为维持”之语，完全是背道而驰，是一种偷天换日的伎俩。李鸿章的真正目的是要让北洋掌控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这样就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继续推行“官督商办”之策略，有唐廷枢他们的前车之鉴，恐怕财政借款很难从轮船招商局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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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道御史董儁翰曾经提醒过皇帝，要朝廷整顿轮船招商局，李鸿章之后也主动提出让唐廷枢他们整顿，现在王先谦的一番陈词，立即让清政府执政集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王先谦建议皇帝整顿轮船招商局，整顿的第一步就是要“严汰局员”。王先谦抨击李鸿章选定的轮船招商局管理层，“唐廷枢、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仍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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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手握尚方宝剑，直刺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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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谁出面，整顿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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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向北京方面推荐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因为“刘坤一新任两江，无所用其回护，且见闻切近，访察易周，拟请饬下该督臣，据实查办”。王先谦还向皇帝建议，在调查轮船招商局期间，不能让管理层以及任何第三方“干预局事”，一定要“专派委员总理，以便核定章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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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轮船招商局就意味着要清理掉李鸿章的人。除此之外，王先谦还希望给刘坤一争取更多的利益：“各省借拨库款，南洋居多，专款归库，方为正办。况分年提还之款，亦不足应急切购办之需。即北洋必需此项，而该局余利实敷每年还款，即由南洋扣收拨解，未为不可。”王先谦建议，将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划归南洋管理，一方面是因为轮船招商局在南洋辖区，管理方便，不至于“贻误商局，自属有益”；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省滨海码头，以上海为总汇，滨江码头，亦江南居多。均南洋所辖地面，事权分属，呼应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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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地有声的弹劾矛头对准了李鸿章，王先谦为刘坤一夺权夺钱之举措，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王先谦如此急切地向皇帝推荐自己的政治盟友，已经触及到了官场“潜规则”，给反腐弹劾的正当性蒙上了阴影，更何况这一份弹劾报告已经触及李鸿章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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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是轮船招商局的民营资本代表，是淮军集团结盟民营资本的标杆，一旦赶走了唐廷枢，民营资本将远离淮军集团主导的改革。同样，失去了民营资本的支持，淮军集团全面改革的宏大计划将成为空谈。更为关键的是，一旦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1872年招募商股时商人们的担忧将成为现实，国家信誉将成为手纸，民营资本会再次依附到洋商羽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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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不仅决定着帝国改革的成败，更关系到淮军集团在未来改革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胡雪岩通过捐助的方式，获取了西北资源的控股地位，一旦左宗棠在西北的改革试点成功，而轮船招商局却在这期间搞“国进民退”，那么东南的爱国民营资本就会一路西进，投入到左宗棠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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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的反腐报告令清政府执政精英无比兴奋。“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湘军跟淮军两大军事集团正在向政治军事集团转变，汉族督抚遍布大江南北。因此，分裂两大汉族集团是清政府执政集团一直醉心的平衡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曾很露骨地对军机处的大臣们说：“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二难竟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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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很快收到了皇帝的命令：“逐项严查，妥筹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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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的命令犹如刘坤一的一把尚方宝剑，李鸿章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跟刘坤一进行深入的沟通。李鸿章担心自己会在信中措词不当，还专门吩咐幕僚薛福成草拟信函，信中语气相当谦卑，反复强调轮船招商局的经营不易，管理层们在经营管理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是唐廷枢他们已经进行了内部改革，轮船招商局的经营业绩可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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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说，轮船招商局的问题并没有外界说的那么严重，希望南北洋和衷共济，乐观其成，使“商局常存，轮船不废，已是张中国体面，而伐洋船横行内地之谋”，这才是“务其大者远者”。[30]刘坤一将李鸿章的信丢在书桌上，向江南制造局的李兴锐、江海关道的刘瑞芬下令，责成两人成立专案组，调查王先谦向皇帝反映的轮船招商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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