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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在报告中说,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余下的百万两,才是旗昌轮船真正的资产价值。1878年9月8日,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达文波爵士(Sir Arthur Davenport)在向伦敦方面提交的《领事报告》中嘲笑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的行为:“这个价钱对卖方说,是非常合算的。因为船队中包括一批陈旧过时的船只,其中有四到五只已完全报废。根据外国公众的估计,招商局至少多付了五十万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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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曾经在港英政府工作,在怡和洋行打工,创办过轮船公司,更不用说徐润还持有旗昌轮船的股份,他们对旗昌轮船真实的资产状况岂能不知?在轮船招商局高价收购的背后,就是为了套现招商局管理层手中的旗昌轮船股票。更为糟糕的是,旗昌轮船被收购之后,“太古、怡和竭力倾挤,船多停歇,岌岌难支”。在经营陷入困难的时候,“幼帅(沈葆桢)早置身事外”,[26]放手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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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嘲笑李鸿章,当初向皇帝打报告说“招商局之设,原以分洋商利权,于国家元气、中外大局,实相维系,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诚恐难以久支,贻笑外人,且堕其把持专利之计”。现在,轮船招商局陷入经营困境,经营监督机制缺失,到底派谁才能重振轮船招商局?连李鸿章自己都很迷茫,“不知天下尚有何员最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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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担忧和迷茫成了王先谦的把柄和证据。“该督所论,实已洞见本原。”王先谦相当谨慎地对皇帝说,李鸿章早已知道轮船招商局经营困难,一直依靠财政资金维持,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不过“唐廷枢等人营私肥橐,蒙蔽把持,相距数千里外”,可能身在直隶的李鸿章对唐廷枢他们的“情事或未能深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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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该督复奏请将公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分五年提还后,局务归商而不归官,并请将提还公款,悉解北洋,为办理洋务之用。”王先谦真正的目的是要修改李鸿章制定的“官督商办”改革路线,他痛心疾首地告诉皇帝:“归商而不归官,则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亏累日增,终于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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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提醒皇帝注意李鸿章前后的言行,轮船招商局借贷财政资金划归北洋之策,跟之前提出的“商为承办,官为维持”之语,完全是背道而驰,是一种偷天换日的伎俩。李鸿章的真正目的是要让北洋掌控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这样就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继续推行“官督商办”之策略,有唐廷枢他们的前车之鉴,恐怕财政借款很难从轮船招商局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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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道御史董儁翰曾经提醒过皇帝,要朝廷整顿轮船招商局,李鸿章之后也主动提出让唐廷枢他们整顿,现在王先谦的一番陈词,立即让清政府执政集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王先谦建议皇帝整顿轮船招商局,整顿的第一步就是要“严汰局员”。王先谦抨击李鸿章选定的轮船招商局管理层,“唐廷枢、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仍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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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手握尚方宝剑,直刺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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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谁出面,整顿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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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向北京方面推荐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因为“刘坤一新任两江,无所用其回护,且见闻切近,访察易周,拟请饬下该督臣,据实查办”。王先谦还向皇帝建议,在调查轮船招商局期间,不能让管理层以及任何第三方“干预局事”,一定要“专派委员总理,以便核定章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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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轮船招商局就意味着要清理掉李鸿章的人。除此之外,王先谦还希望给刘坤一争取更多的利益:“各省借拨库款,南洋居多,专款归库,方为正办。况分年提还之款,亦不足应急切购办之需。即北洋必需此项,而该局余利实敷每年还款,即由南洋扣收拨解,未为不可。”王先谦建议,将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划归南洋管理,一方面是因为轮船招商局在南洋辖区,管理方便,不至于“贻误商局,自属有益”;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省滨海码头,以上海为总汇,滨江码头,亦江南居多。均南洋所辖地面,事权分属,呼应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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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地有声的弹劾矛头对准了李鸿章,王先谦为刘坤一夺权夺钱之举措,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王先谦如此急切地向皇帝推荐自己的政治盟友,已经触及到了官场“潜规则”,给反腐弹劾的正当性蒙上了阴影,更何况这一份弹劾报告已经触及李鸿章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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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是轮船招商局的民营资本代表,是淮军集团结盟民营资本的标杆,一旦赶走了唐廷枢,民营资本将远离淮军集团主导的改革。同样,失去了民营资本的支持,淮军集团全面改革的宏大计划将成为空谈。更为关键的是,一旦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1872年招募商股时商人们的担忧将成为现实,国家信誉将成为手纸,民营资本会再次依附到洋商羽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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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不仅决定着帝国改革的成败,更关系到淮军集团在未来改革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胡雪岩通过捐助的方式,获取了西北资源的控股地位,一旦左宗棠在西北的改革试点成功,而轮船招商局却在这期间搞“国进民退”,那么东南的爱国民营资本就会一路西进,投入到左宗棠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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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的反腐报告令清政府执政精英无比兴奋。“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湘军跟淮军两大军事集团正在向政治军事集团转变,汉族督抚遍布大江南北。因此,分裂两大汉族集团是清政府执政集团一直醉心的平衡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曾很露骨地对军机处的大臣们说:“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二难竟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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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很快收到了皇帝的命令:“逐项严查,妥筹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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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的命令犹如刘坤一的一把尚方宝剑,李鸿章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跟刘坤一进行深入的沟通。李鸿章担心自己会在信中措词不当,还专门吩咐幕僚薛福成草拟信函,信中语气相当谦卑,反复强调轮船招商局的经营不易,管理层们在经营管理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是唐廷枢他们已经进行了内部改革,轮船招商局的经营业绩可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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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说,轮船招商局的问题并没有外界说的那么严重,希望南北洋和衷共济,乐观其成,使“商局常存,轮船不废,已是张中国体面,而伐洋船横行内地之谋”,这才是“务其大者远者”。[30]刘坤一将李鸿章的信丢在书桌上,向江南制造局的李兴锐、江海关道的刘瑞芬下令,责成两人成立专案组,调查王先谦向皇帝反映的轮船招商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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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一次失败的反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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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掉李鸿章的“资本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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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命令是清政府执政集团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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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咸丰年间,清政府执政精英中的精英、军机首辅肃顺就曾经说:“咱们旗人混蛋多,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31]在剿灭太平军、捻军的战争中,八旗精英不堪一击;而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抬棺出塞,血洒疆场。清政府执政精英相当清楚帝国的权力格局,皇权掌握在爱新觉罗家族手中,国家管理之权虽仍以清政府集团为核心,但地方政务都掌握在汉族武装集团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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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去世后,两江总督一直由淮军集团和其政治盟友出任。李鸿章的谋略是:要让直隶跟两江遥相呼应,在地方政权中形成犄角之势。清政府执政集团相当担心淮军集团会成为地方权力中心。沈葆桢去世后,清政府集团将跟淮军集团有旧怨的刘坤一调任两江,就可以打破淮军集团的权力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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