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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北上接受调查之后，很快将消息带回到香山，叶廷眷了解到，王先谦弹劾的是唐廷枢跟徐润他们，但刘坤一调查的重点却是盛宣怀，一方面是因为唐、徐二人挪用财政资金炒股的证据找不到，另一方面是因为盛宣怀吃回扣的问题关系到政治前途，即使没有铁证证明盛宣怀吃回扣，清政府执政精英也一定会以盛宣怀这一说不清的污点来钳制李鸿章，这才是刘坤一重点调查盛宣怀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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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眷在上海滩混了多年，无论是官场还是商场的潜规则，他都了如指掌。现在李鸿章统辖直隶拱卫京畿，又正在谋划北洋防务，自己如果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指控轮船招商局，将所有问题坐实，难道北京方面就会因其手下一幕僚而对李鸿章痛下杀手？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个位置多年来一直操控在淮军集团之手，以何璟为首的不听话之人最终都被李鸿章给排挤出两江。刘坤一刚到两江，在两江的政治根基尚浅，岂是李鸿章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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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利弊权衡之后，叶廷眷又惊又虑，吓得差点尿裤子了。刘坤一调查轮船招商局的火力对准盛宣怀，跟自己当初要清理掉以唐廷枢为首的民营资本之初衷相违背，更重要的是自己一旦站到刘坤一这边，很可能在官场上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叶廷眷拒绝了刘坤一北上配合调查之请。刘坤一许诺可以让叶廷眷回到招商局，叶廷眷为“不得于北洋”[38]而生怨，“固请留家养亲”，拒绝了刘坤一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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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南洋北洋”捉对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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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紧咬住盛宣怀的“狐狸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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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眷的拒绝令刘坤一相当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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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这个时候应该很后悔，因为他的弹劾报告的主要内容来自于叶廷眷的言论，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被李鸿章抛弃的县令，对北洋畏之如虎。更让刘坤一尴尬的是王先谦对亏空的指控，而实际上在轮船招商局第六、七年的经营财报中，已经将折旧问题纳入成本核算，这样一来轮船招商局的资产亏空问题就不再是大问题了。刘坤一在给皇帝的汇报中非常无奈地写道：“王先谦所奏，未为无因，其间或属已往之事，或系过当之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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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的调查重点集中在唐廷枢他们炒股，以及盛宣怀吃回扣等问题上。可是李兴锐跟刘瑞芬调查的难度相当大，根本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在最终的报告中只有玩儿文字游戏：“旗昌股票，唐廷枢、徐润或有一二，盛宣怀久在仕途，未必有此。”专案组的报告跟刘坤一的汇报说辞如出一辙：“买旗昌洋行股票一节，亦难保其必无，至谓如何侵吞，则尚无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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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陷入了王先谦的弹劾泥潭之中，当他将调查重点对准盛宣怀之时，失去的最大筹码就是叶廷眷。朱其诏曾经对唐廷枢、徐润两人挪用财政资金炒股相当不满。只要抓住主事轮船招商局的唐徐二人，即便轮船招商局的亏空已经弥补，依然可以对轮船招商局的经营大做文章，因为这关系到王先谦弹劾的整体定性。可惜，刘坤一没有抓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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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叶廷眷的指证，刘坤一陷入了被动局面。于是，刘坤一改变了策略，从当初的咄咄逼人变成了现在的以退为守。通过他在汇报中的“已往之事”“过当之词”等用词可以窥见，他将王先谦的弹劾推向了文过饰非的境地，对整个弹劾进行了定调。在汇报唐廷枢他们炒股的调查结论时，只能用“难保其必无”这种模棱两可之词来最大限度地对王先谦的指控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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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刘坤一的机会只有盛宣怀的吃回扣问题。王先谦的弹劾惊动了清政府执政集团，但诸多弹劾问题都陷入调查取证难的困境中，这导致王先谦弹劾的正当性迅速下降。抛弃轮船招商局经营不善、唐廷枢他们炒股的问题，集中精力对付盛宣怀，可以确保王先谦弹劾的正当性，更能够通过打击盛宣怀而对准淮军集团的人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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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决定从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入手。第一，收购之时，盛宣怀告知沈葆桢，将通过增发新股招募百万民营资本，财政方面只要借款百万就能完成并购。事实上，至今轮船招商局都没有完成百万商股的招募，盛宣怀故意欺瞒两江总督沈葆桢。第二，盛宣怀欺瞒沈葆桢的动机，从表面看是为了完成收购旗昌轮船，真正的目的却是通过收购旗昌轮船来拿巨额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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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欣喜地发现，调查报告对盛宣怀的吃回扣问题描述得相当清晰，“洋商房产交易，向有五厘中金，分给经手之人，即盛宣怀原禀花红是也”。在刘坤一看来，在收购旗昌轮船的过程中，“盛宣怀等主持其事，即使毫不沾染，难免群疑众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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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于揽载、借款，无不躬亲，而又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刘坤一通过一番调查发现，盛宣怀对轮船招商局的业务很看重，可是很少到局中，他的真面目是“工于钻营，巧于趋避”。刘坤一很是看不起盛宣怀将轮船招商局当成官场的这种行为，认为他简直就是“狡兔三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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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抓住了盛宣怀迷恋官场的弱点。轮船招商局是帝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试点，岂能容忍专营之人将其当成升官的阶梯？刘坤一向皇帝提出：“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请旨将盛宣怀即予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以肃纪纲，而示名明戒。”[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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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可是李鸿章钦点到轮船招商局的代表。一旦北京方面采信了刘坤一的建议，那就证明身为淮军领袖的李鸿章在用人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轮船招商局将来再派驻官方代表，朝廷对李鸿章举荐之人的信任度就会大打折扣，严重者会影响到北京方面对李鸿章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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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辟新路笼络“清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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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必须强有力地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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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折内所称各情，皆属已往之事，尤多告者之过。”李鸿章引用刘坤一的言辞，嘲笑王先谦弹劾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进行定性，“以爱憎为抑扬增减，愈非其实。”将个人的爱憎用来弹劾同僚，这是官场大忌。尽管清政府执政精英很喜欢两大汉族武装集团相互攻讦，但是对不实指控是不能纵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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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旗昌轮船当年所提交的汇报成为否认盛宣怀吃回扣的重要证据，李鸿章在给皇帝的汇报中引用1876年“盛宣怀等公禀南北洋原案”中的内容，并称，“原禀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不得谓其诡诈欺蒙”。对于棘手的回扣问题，唐廷枢曾经汇报说，收购交易“既系两家自行成交，并无居间之人，焉有中金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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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的汇报为李鸿章的反击提供了有力依据。到底专案组有没有确凿的证据呢？他希望专案组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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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盛宣怀除了向胡雪岩这样的商界前辈诉苦外，还专门给梅启照写了封信，在信中嘱托梅启照“往谒高阳尚书”。梅启照是当年并购旗昌轮船时财政借款的见证者，而高阳尚书李鸿藻系典型的保守派，因出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深得慈禧太后赏识。盛宣怀让梅启照拜访李鸿藻，意在摸清楚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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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进京陛见光绪皇帝跟两宫皇太后期间，守制归来的李鸿藻重返军机处跟总理衙门，在伊犁问题上跟军机大臣沈桂芬的态度截然相反，刘坤一站在沈桂芬一边，李鸿章便见机跟李鸿藻结盟。其实李鸿章骨子里瞧不起嘴上功夫厉害的清流派，但他认识到在跟刘坤一角逐的过程中，必须获得李鸿藻一派的支持，才能影响到清政府执政精英对王先谦弹劾的态度。李鸿章此举可谓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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