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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叶廷眷的指证，刘坤一陷入了被动局面。于是，刘坤一改变了策略，从当初的咄咄逼人变成了现在的以退为守。通过他在汇报中的“已往之事”“过当之词”等用词可以窥见，他将王先谦的弹劾推向了文过饰非的境地，对整个弹劾进行了定调。在汇报唐廷枢他们炒股的调查结论时，只能用“难保其必无”这种模棱两可之词来最大限度地对王先谦的指控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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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刘坤一的机会只有盛宣怀的吃回扣问题。王先谦的弹劾惊动了清政府执政集团，但诸多弹劾问题都陷入调查取证难的困境中，这导致王先谦弹劾的正当性迅速下降。抛弃轮船招商局经营不善、唐廷枢他们炒股的问题，集中精力对付盛宣怀，可以确保王先谦弹劾的正当性，更能够通过打击盛宣怀而对准淮军集团的人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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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决定从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入手。第一，收购之时，盛宣怀告知沈葆桢，将通过增发新股招募百万民营资本，财政方面只要借款百万就能完成并购。事实上，至今轮船招商局都没有完成百万商股的招募，盛宣怀故意欺瞒两江总督沈葆桢。第二，盛宣怀欺瞒沈葆桢的动机，从表面看是为了完成收购旗昌轮船，真正的目的却是通过收购旗昌轮船来拿巨额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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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欣喜地发现，调查报告对盛宣怀的吃回扣问题描述得相当清晰，“洋商房产交易，向有五厘中金，分给经手之人，即盛宣怀原禀花红是也”。在刘坤一看来，在收购旗昌轮船的过程中，“盛宣怀等主持其事，即使毫不沾染，难免群疑众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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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于揽载、借款，无不躬亲，而又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刘坤一通过一番调查发现，盛宣怀对轮船招商局的业务很看重，可是很少到局中，他的真面目是“工于钻营，巧于趋避”。刘坤一很是看不起盛宣怀将轮船招商局当成官场的这种行为，认为他简直就是“狡兔三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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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抓住了盛宣怀迷恋官场的弱点。轮船招商局是帝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试点，岂能容忍专营之人将其当成升官的阶梯？刘坤一向皇帝提出：“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请旨将盛宣怀即予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以肃纪纲，而示名明戒。”[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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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可是李鸿章钦点到轮船招商局的代表。一旦北京方面采信了刘坤一的建议，那就证明身为淮军领袖的李鸿章在用人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轮船招商局将来再派驻官方代表，朝廷对李鸿章举荐之人的信任度就会大打折扣，严重者会影响到北京方面对李鸿章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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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辟新路笼络“清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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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必须强有力地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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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折内所称各情，皆属已往之事，尤多告者之过。”李鸿章引用刘坤一的言辞，嘲笑王先谦弹劾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进行定性，“以爱憎为抑扬增减，愈非其实。”将个人的爱憎用来弹劾同僚，这是官场大忌。尽管清政府执政精英很喜欢两大汉族武装集团相互攻讦，但是对不实指控是不能纵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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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旗昌轮船当年所提交的汇报成为否认盛宣怀吃回扣的重要证据，李鸿章在给皇帝的汇报中引用1876年“盛宣怀等公禀南北洋原案”中的内容，并称，“原禀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不得谓其诡诈欺蒙”。对于棘手的回扣问题，唐廷枢曾经汇报说，收购交易“既系两家自行成交，并无居间之人，焉有中金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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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的汇报为李鸿章的反击提供了有力依据。到底专案组有没有确凿的证据呢？他希望专案组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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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盛宣怀除了向胡雪岩这样的商界前辈诉苦外，还专门给梅启照写了封信，在信中嘱托梅启照“往谒高阳尚书”。梅启照是当年并购旗昌轮船时财政借款的见证者，而高阳尚书李鸿藻系典型的保守派，因出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深得慈禧太后赏识。盛宣怀让梅启照拜访李鸿藻，意在摸清楚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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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进京陛见光绪皇帝跟两宫皇太后期间，守制归来的李鸿藻重返军机处跟总理衙门，在伊犁问题上跟军机大臣沈桂芬的态度截然相反，刘坤一站在沈桂芬一边，李鸿章便见机跟李鸿藻结盟。其实李鸿章骨子里瞧不起嘴上功夫厉害的清流派，但他认识到在跟刘坤一角逐的过程中，必须获得李鸿藻一派的支持，才能影响到清政府执政精英对王先谦弹劾的态度。李鸿章此举可谓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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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为收购旗昌轮船筹款期间，梅启照身为浙江布政司，在南京全程参与了跟沈葆桢的会谈，了解一切细节。“政府未尝知之；都中诸老，惟公昔日与闻斯事”，[41]盛宣怀当然要恳请知情者梅启照出面，向李鸿藻一派打探，这么做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北京方面的立场，更重要的是要为李鸿章出面影响清政府执政精英的立场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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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周公（奕），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沈桂芬）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李鸿藻）。”[42]李鸿章在给朋友的密信中对清政府执政精英的权力平衡术洞若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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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跟奕重用李鸿藻，主要是用于钳制汉族武装集团。“以汉制汉”的策略可以淡化种族意识，有利于维系爱新觉罗家族的皇权大一统。李鸿章一方面授意盛宣怀，让他恳请梅启照向李鸿藻活动，一方面让幕僚张佩纶深入清流派中间。李鸿章跟张佩纶的父亲“为患难之交”，[43]他曾经请人代笔为张佩纶的父亲撰写墓志铭。张佩纶在光绪元年出任日讲起居注官，跟清政府执政精英交往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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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期间，张佩纶因整天陈论天下政事，跟张之洞、李鸿藻一干清流派干将唱和，逐渐也成为鸿藻清流集团的干将。李鸿章对张佩纶的评价是：“人甚伉直。”淮军集团的大员担心李鸿章跟张佩纶走得太近，容易给人“朋党”把柄，李鸿章轻描淡写地回信说，“吾亦阅人阅世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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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己安插在清流派中的一枚棋子，李鸿章还是希望张佩纶能够到地方进行历练。李鸿章让幕僚薛福成给清流派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桐写信，并在信中夸赞朝臣中的清流派诸君，“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可是“阅历太少，自命太高”，每次弹劾疆臣督抚长短，跟“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鹜虚名而鲜实济”。李鸿章在信中提议，如果清流派能够派干员“在外历练”，将来能力“未可限量”，“实为当今储才切要之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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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主动为清流派的人才战略出谋划策，其实是在向清流派示好，希望清流派在王先谦弹劾案中保持缄默，这样就可以让刘坤一打击北洋的计划在得不到北京方面响应的情况下草草收场。为了让清流派对自己提出的人才培养计划感兴趣，李鸿章在信中说，清流干员到地方历练的谋划“不在疆吏而在朝廷”，“若仅由疆吏奏调”到地方，恐怕很多清流大佬会误会，如果疆臣“请为帮办”，因为“彼此参差”，很容易“徒滋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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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欲陶铸人才，不妨使诸君出而扬厉。”李鸿章献计说，清流派要想改变疆臣督抚们对其“空言”的印象，就要以朝廷历练中央干部的名义，将廷臣派到地方挂职锻炼。在给徐桐的信中，李鸿章公开举荐张佩纶，因为张佩纶在丁忧结束后，投到李鸿章幕下，多次向李鸿章表示，自己不想给人一种只会“空言”的士大夫形象，希望到地方“练习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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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给徐桐的信中举荐张佩纶不只是为结盟清流派而伸出橄榄枝，还因为张佩纶早在1879年就已经成了李鸿章的心腹。当时，有人提出通过恢复漕粮河运削减对招商局海运的开支，张佩纶就公开站出来反对：“招商局船向以承运漕粮为大宗，若骤失此项津贴，商局不能自存，立见溃散，官本钜万，尽付流水。”[45]张佩纶打着维护财政借款安全的名义，为李鸿章的改革旗舰企业张目，并巧妙地通过清流派的声音影响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立场，维护招商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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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清流派的骨干成员，张佩纶对淮军集团的领袖李鸿章赞誉有加。他在观看淮军集团驻天津小站部队后，对李鸿章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张佩纶眼中，放眼整个大清帝国，就只有李鸿章是帝国的大救星：“以李鸿章之才望，重以朝命，资以钜款，自能审地势，体民情，善为操纵，上足裕国而下不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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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跟李鸿章的一唱一和，立即在清流派中掀起了波澜。李鸿章向清流派释放善意，建议以李鸿藻为首的中央高级官员不要以清流自囿，要扩张势力走政治实力派的发展路线。李鸿章甚至愿意为清流人物获得更大仕途发展空间而在地方与他们进行合作。举荐张佩纶到地方历练，就是李鸿章提出的具体合作方案。很显然，重返军机处跟总理衙门的李鸿藻心动了，因为他要跟奕倚重的沈桂芬争夺权力，李鸿章表现出的善意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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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张之洞就成为双方合作的受益人，他先是晋升为内阁学士，八个月后出任山西巡抚。李鸿章给张之洞写信祝贺：“得天津发书甚慰，合肥（李鸿章）事以求杰士汰宵人为第一义。”[46]得到李鸿章的书信，张之洞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自己作为李鸿章求的“杰士”而成为封疆大吏。张之洞在信中完全站到李鸿章一边，还提出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国防观，在大连湾旅顺沿海屯防，部署战舰，支持李鸿章购买战舰大搞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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