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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顾林见面之前，徐润已经有一个宏大的地产计划，他打算成立一个股本为四百万两的宝源祥房地产公司。可是，由于招募商股的规模太大，而当时北方的旱灾也还没有缓解，江浙跟广东商帮的资金在北上赈灾的同时，还要大量投入到淮军集团的工业改革之中。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长江跟黄河流域灾情不断，贸易逐渐萎缩。综上种种原因，宝源祥公司很难招募到足够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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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祥芝丈量土地的消息一传开，上海的房地产犹如烧红的烙铁，热得不行。徐润一度想将自己所有资金孤注一掷，但这种疯狂的想法很快就被理性战胜了。一旦自己的资金全部下注到房地产，就可能会拖垮旗下的当铺、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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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合作，你将公司章程交给我，我回到伦敦不出三个月就能将股票销售出去。”顾林提出了一个合资计划，徐润用手上的地皮入股，顾林从伦敦筹集国际资金，双方合资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各持股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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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打断了顾林的话，洋商在上海滩拿地的手段花样百出，一旦顾林将百分之五十的股权转让给一家洋商，洋商很可能会一步步蚕食掉自己手上将近三千亩的土地。徐润要确保自己在合资公司的控股权能达到百分之五十五。经过一番估算，徐润手中可供开发的成熟土地只值一百五十万两银左右，按照顾林筹集百分之四十五资金的比例，只能募集一百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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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跟控制权成为谈判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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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轮的谈判和协商，双方终于同意成立宝源祥房地产公司，股本四百万两，双方各持股百分之五十。徐润决定将公司股权设置成债转股模式，以地皮入股，另筹集将近六十万两资金购买地皮作为股本。顾林拿着徐润的土地跟现金抵押凭证到伦敦招募商股两百万两，年息四厘五，徐润需要在二十年内原价购回债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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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合资协议后，徐润掏出一万两银子，作为顾林回英国融资的路费和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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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宝源祥地产公司的总股本其实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拿到顾林从伦敦募集来的资金，可以分期滚动使用，开发房地产，二十年内一定能还上借来的资本。另一边，上海滩疯涨的地皮同样也让顾林信心满满，一旦徐润二十年内不能还款，伦敦的资金可以马上转化为股权，这相当于从徐润手上拿走了一千五百亩土地，一千五百亩土地岂值两百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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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在上海滩开开心心地等顾林的伦敦资金，一个月过去了，徐润没有等到顾林的任何消息，他立即发了一份电报到伦敦，还找英国的朋友打探这个顾林是不是骗子。徐润这边是一封又一封电报，伦敦那边就是没有一点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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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好几个月，徐润终于等到了伦敦的消息，说顾林回到伦敦四处兜售宝源祥地产的股票，伦敦的资本家们对中国地产首富的公司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令徐润紧张不安的是，顾林的身体出现了状况，“初闻患脑病”。[10]实际情况是，顾林在伦敦期间参加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举办的一个王室聚会，喝了一点洋酒，在马背上发羊癫疯迷迷糊糊摔了下来，脑子摔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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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林是英国王室贵族，所以王室派了两个最好的脑外科医生来治疗顾林的羊癫疯，结果命是保住了，就是一直跟神经病一样。徐润焦急地等待顾林病情好转，因为宝源祥地产公司急需伦敦资金输血。徐润又等了一阵，伦敦的消息是顾林的病情加重了，“继闻成癫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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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彻底失望了，已经成为神经病的顾林岂能从伦敦招募到两百万两资本？北方灾荒导致传统商业萎缩，民间资本要主动寻求新的投资领域，莫祥芝测量土地的举动有效打击了洋商通过内幕信息炒作土地，给了民间资本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徐润不想错过莫祥芝给的投资机会。当时上海滩的房地产已经疯了，“屋宇尚未完，竟而已有人租定者，有窗壁尚未齐全而已有人搬入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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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烫的资本，激情四溢的投资，房地产成为上海商人不二的投资选择。徐润对自己在商界的江湖地位很自信。在失去了伦敦资本的情况下，他决定通过质押方式筹集房地产开发资金。徐润将拥有的土地、投资实业的股权全部质押给二十二家钱庄、外资银行，还从自己旗下的钱庄挪了储户存款3.29万两，共计筹集资金252.22万两，决定在房地产领域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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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消极背后隐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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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走进了两江总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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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禀李傅相左中堂请招商集股设立汉口等处电线》的报告送到左宗棠的手上，在这份写给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左宗棠的联名报告后面，署着郑观应、李培松、经元善、蔡鸿仪、李朝觐、袁天赐、严作霖、郑思贤、曹善谦一干商人的名字，这一帮人是参与天津到上海电报生意的投资商，都是淮军集团的资本盟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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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他们希望左宗棠支持商人们承办汉口至浙江的电报。因为北京方面当初在批准津沪电报项目时规定，长江沿线的电报由津沪电报局统辖，但是汉口到浙江的电报线属于南洋的行政管辖区。南北洋、湘淮集团之间存在多重利益冲突，要想获得长江沿线的电报经营权，商人们就需要化解李鸿章跟左宗棠之间的多重政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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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将郑观应他们的联合报告扔在书案上，一放就是两个月。郑观应找到广东布政使王之春打探消息，这位布政使大人弱冠投入湘军，曾经做过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麟的部下，在湘军中人缘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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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春是湘军集团中相当开明的改革干才，深受左宗棠喜欢。郑观应希望王之春能够陪同自己去拜访一下左宗棠。左宗棠在总督府接见了郑观应，在谈到长江电报项目时，左宗棠说：“电线有益于国家，有害于商，闻外国电报非商办皆创自国家。”[14]郑观应立即向上海滩的洋商询问，洋商都说左宗棠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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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沪电报架设之前，李鸿章反复向北京方面陈述电报的重要性，即国防情报瞬间传递，商业信息立等可得。津沪电报在经历了“官商合办”到“官督商办”的争论后，李鸿章依然站在了“官督商办”一边，一方面他要维护淮军集团改革路线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他要利用商人的力量完成自己在南北军事防线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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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他们很快就收到左宗棠对联合报告的批复：“电线为商贾探访市价所需，实则贸易之获利与否，亦不系电线。至军国大计或得或失，尤与侦报迟速无关。本爵阁督大臣预闻兵事三十年，师行十五省，不知电线为何物，而亦未尝失机，则又现存实证。”[15]左宗棠在批示中让江浙、湖北各地方官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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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批复令郑观应感到崩溃，在西征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还不断从上海采购机器，在西北探矿采煤，怎么到了两江突然就变得如此颟顸？更何况津沪电报招商章程已经认可了商人对长江电报的承办权，朝廷在批文中也明确要求“添设长江电线，由津沪一局办理，不得另分门户”，[16]在左宗棠消极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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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很快就掌握到一个重要情报，左宗棠调离陕甘总督后，胡雪岩在西北的资源布局也立即停了下来，他将目光盯向天津、上海跟长江沿线。在盛宣怀联合江浙、广东商帮成功申办京沪电报项目后，胡雪岩欲独霸长江电报项目，“独禀南洋另设江线，不招股分，独输巨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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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侯相将召集商股购轮船八艘，往来津沪及长江等埠。奏设是居者虽系左侯相，而局中提纲挈领实系胡雪岩方伯，明年局当告成也。”[18]作为左宗棠麾下的经济改革主办者，胡雪岩的战略转移路线被《申报》的一则报道给曝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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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虽另起炉灶兴办轮船，但同样走“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由此可以看出他在改革的路线方面跟李鸿章没有任何分歧，在长江电报项目上的批示显然是言不由衷。在郑观应看来，左宗棠是为了让胡雪岩垄断长江电报项目，所以故意找茬儿。因为由左宗棠发起、胡雪岩承办的轮船公司，未来在津沪跟长江航线上将是轮船招商局的强有力竞争者，胡雪岩需要电报系统为新的轮船公司提供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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