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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署《顺化条约》之前，湘军集团的左宗棠、曾纪泽主张武力解决越南问题，清流派张之洞站到了湘军集团一边。而淮军集团领袖李鸿章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中国海军舰队目前还没有成形，而法国的舰队已经游弋在黄浦江，他们的大炮对准了军事工业旗舰江南制造总局，所以在越南问题上可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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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武装集团的分裂令北京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举棋不定。恭亲王奕决定召开军事会议，但以清流派李鸿藻为首的文人士大夫只会纸上谈兵。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北京方面最终作出了一个滑稽的决定：军事上，一面派遣远征军出镇南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远征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外交方面，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作出通过谈判或第三国调停解决越南问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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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的商人们很快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1882年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法国在上海的军舰封锁了黄浦江，他们扬言，在炮击江南制造总局后，将北上天津，沿着英法联军当年的进军路线行进，目标是配合孤拔的远征军拿下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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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的行动令清政府执政精英心惊胆战，以奕为首的政府内阁被推向了战争的最前沿，两国在西南的战争一触即发。胡雪岩立即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峻，此时欧洲的商业情报突然又改变了口径，说是意大利生丝丰收。更为重要的是股市崩盘后，生丝联盟的商人们纷纷抛售生丝归还钱庄借款，“9月初最好的4号辑里（浙江湖州的一个地名）丝的市价为427.5两～428.3两，一个月后下降为382.5两～386.3两”。[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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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丝泡沫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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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现在悔恨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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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4月，怡和洋行的上海负责人帕特森跟胡雪岩接触，当时怡和洋行旗下的怡和丝厂生丝紧缺，帕特森想向胡雪岩购买生丝，可胡雪岩没有搭理帕特森。时隔4个月，帕特森再度找到胡雪岩，当时的股票市场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胡雪岩再次拒绝了帕特森。帕特森在怡和洋行的内部通信中谈到了胡雪岩的傲慢，“自信心甚强，因为本季丝收极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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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硝烟味儿越来越浓烈，整个上海因股票暴跌而倒闭的钱庄越来越多，“三角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上海地方政府对钱庄商号的破产进行强烈干预之后，商人们担心会被充军杀头，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套现还债，那些跟胡雪岩结盟的生丝商人也开始公开抛售生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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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许士爵士（Sir Patrick Joseph Hughes）向伦敦方面报告，上海的生丝联盟获取了错误的商业情报，以为意大利生丝歉收，所以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豪赌生丝，现“已证实意大利生丝丰收”，“外国商人由此断定生丝的需要量已经足够，不收买胡光墉手中量达14000包的存货。在三个月之间，胡光墉不肯降价，外国商人又观望不买，以致市面呆滞”。[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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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一触即发，一旦战争打响，商民都要落袋为安。在战争打响之前，胡雪岩必须主动出击，打破洋商观望的尴尬局面。1883年10月初，胡雪岩和帕特森再度坐在一起，当月9日，双方达成了2000包生丝交易的协议，每包定价380两，但怡和洋行只愿意支付38万两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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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跟帕特森的谈判是很辛苦的，帕特森已经从伦敦的情报中了解到，法国国内这一次的经济危机相当严重，所以他们一定会在越南问题上跟北京方面强硬下去，战争不可避免。帕特森相当了解上海滩的资金状况，商人们都在想方设法回笼资金，生丝价格下跌已经成了一种趋势，如果将生丝交易的全款支付给胡雪岩，怡和洋行就会在生丝价格下跌的过程中遭遇账面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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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双方以每包380两作价，将2000包生丝做成一个交易资产包，胡雪岩跟怡和洋行各持有百分之五十的资产包增值权益。双方约定，一旦价格高于每包380两，胡雪岩可与怡和洋行均分超额收益。至于未支付的38万两余款，怡和洋行将分期支付。为了缓解胡雪岩在资金上的燃眉之急，怡和洋行可为胡雪岩提供一笔10万两的过桥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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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洋行已经摸清楚了胡雪岩的资金链，他在汇丰银行拆借的10万两在1883年11月将到期，如果胡雪岩将出售生丝的回笼资金用来归还汇丰银行的贷款，那么他一样面临流动性问题。帕特森主动提出，怡和洋行可以承接胡雪岩在汇丰银行的10万两贷款，怡和洋行向汇丰银行支付8%的年利息，胡雪岩再用2000包生丝的余款跟百分之五十的增值权益作抵押，向怡和洋行贷款10万两，年利息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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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帕特森谈判期间，胡雪岩在杭州的泰来钱庄已经出现挤兑的情况，整个阜康集团已经出现流动性资金危机。在帕特森拒绝立即支付全款的情况下，胡雪岩只有选择多支付2%的利息来续贷。帕特森相当开心，这一次终于让傲慢的胡雪岩低头了，在为胡雪岩提供过桥贷款的过程中轻松获取了2%年利息，即便胡雪岩破产，他还手握胡雪岩抵押的38万两生丝余款，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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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丝联盟曾经立下了信誓旦旦的口号，要为大清帝国争取生丝定价权，豪情壮语如今已成烟云，随着胡雪岩跟怡和洋行生丝成交的消息传开，生丝联盟立即土崩瓦解，生丝价格进一步下跌。生丝泡沫的破裂对恐慌的钱庄票号犹如烈火烹油，“钱庄、票号一律催收，急如星火，甚至沪上商局大震，凡往来庄款者皆朝不保夕。虽有物可抵，有本可偿，而提现不能，钱庄之逼，一如倒账”。[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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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1月2日，有“浙江第一巨号”之称的泰来钱庄倒闭了。泰来钱庄是胡雪岩整个商业帝国的基石，一旦破产消息传到上海，胡雪岩跟洋商在生丝以及借款方面的谈判将陷入被动。跟胡雪岩关系密切的浙江布政使德馨“助其料理，犹得弥缝无事”，[44]可是浙江宁波的商人很快就嗅出了胡雪岩的资金链问题，纷纷向胡雪岩的阜康钱庄逼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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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胡雪岩手上还压着12000包生丝，按照怡和洋行的定价，胡雪岩沉淀在生丝上的资金高达456万两。胡雪岩找到上海丝业总董徐棣山，希望徐棣山能够穿针引线，继续撮合自己跟洋商的生丝交易。徐棣山是浙江海宁巨富，旗下有怡成丝栈等企业，1882年成为怡和丝厂最大的华人股东、董事。[45]胡雪岩跟帕特森的2000包生丝交易就是徐棣山撮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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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棣山在上海滩洋商间频繁穿梭，终于又给胡雪岩找到一家生丝需求旺盛的洋商。徐棣山很快找到了英国柴郡贸易商亚当逊（W.R.Adamson）。亚当逊对跟胡雪岩做生意很感兴趣，面对生丝价格的下滑，亚当逊将交易价格压到每担372两。[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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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现在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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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1月29日，胡雪岩将所有的生丝存货卖给亚当逊洋行。胡雪岩这一次亏大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许士爵士向伦敦汇报说：“由于金融吃紧，胡光墉（胡雪岩）不得不抛售手中生丝，生丝价格于是急剧下落。胡光墉的损失高达150万两（35万英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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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逊没有立即向胡雪岩支付生丝交易款，胡雪岩的资金流动性危机依然严重。合同签署两天后的12月1日，阜康钱庄破产了，上海滩的债权人怎么也找不到胡雪岩。“阜康雪记，巨号也，名埠皆设立庄口，专作汇兑。前日因有解出银数十万两，而本埠近日市面甚紧，一时无从调补，其经事人竞避往宁波，以致合市皆知，不能弥缝，遂也停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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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嘉记源号丝栈倒闭后，40多家钱庄破产倒闭，于是外资银行收紧了对中国钱庄、票号的信贷。泰来钱庄倒闭后，亏欠山西票号七万多两，胡雪岩的商业信誉迅速下降，凡是跟胡雪岩有商业往来的钱庄、商号纷纷催收欠款。更要命的是胡雪岩降价向怡和洋行出售生丝后，38万两银钱根本就没有流入旗下钱庄，而是被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以西征贷款到期为由直接划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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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贷款一直是由胡雪岩出面，各海关出具关票担保。按照还款约定，1883年11月还款前，提供关票担保的各海关需将款项汇总给上海道台，上海道台通过财政专项渠道划拨给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再由阜康钱庄归还给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国际银行。可是“上海道邵小村（邵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勒之不予”，急于收回贷款的汇丰银行只能直接划走阜康钱庄账上的资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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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了，首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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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友濂，浙江余姚人，同治年间进士落榜，曾国荃进京面圣，听闻邵友濂会英文，将其招至幕下。邵友濂一门心思要走科举正途，怎奈命运总是跟自己作对。离开曾国荃后，邵友濂一直在北京官场厮混。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使俄国，同沙俄谈判伊犁问题期间，邵友濂辅佐曾纪泽立下大功。1882年在李鸿章的举荐下，邵友濂出任上海道台，正式进入淮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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