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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岛海战的惨败令慈禧太后震怒，身为天津海关道的一把手，盛宣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调拨轮船的命令遭遇泄密，这意味着“美富”号运送的清兵可能会重蹈丰岛血战的悲剧，招商局其余的几艘船也可能跟“高升”号一样沉没海底。盛宣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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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日本间谍行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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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天津城守营千总任如升快马飞抵海关道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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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如升向盛宣怀汇报，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客轮“重庆”号出事了，天津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在群殴之时，民众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密信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有一位日本间谍潜伏在天津继续收集军事情报。[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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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难道这个潜伏的日本间谍就是“高升”号事件的幕后主谋？任如升胸有成竹地告诉盛宣怀，自己已锁定了一个叫汪开甲的天津护卫营弁目，因为他发现汪开甲最近常往紫竹林松昌洋行跑，这个松昌洋行的老板是日本人。另外，汪开甲还经常和一个叫石川伍一的日本人逛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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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如升的情报令盛宣怀激动不已，他立即令任如升调集城守营的精锐直奔护卫营。当军警包围护卫营时，汪开甲还在军营里睡觉。汪开甲被押到海关道衙门后，犹如死狗一般瘫在大堂，竹筒倒豆子一般交代了自己和石川伍一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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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到松昌洋行兑换英镑，当时伙计说洋行不让兑英镑，正在这个时候石川伍一出来，看了看我就给兑了，后来慢慢地熟起来了，他就带我去了日本人开的妓院。”汪开甲交代，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石川伍一向自己表示，希望认识军械局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刘五等），自己觉得石川伍一很仗义，就将刘棻介绍给石川伍一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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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一听“军械局刘棻”这几个字，当即大惊失色，丰岛血战的兵船跟军械物资正是通过军械局调拨的，刘棻作为书办对兵船的行经路程了若指掌。从石川伍一处心积虑跟一个弁目套近乎，还不惜血本请客送礼这种有悖常理的行为来看，十有八九石川伍一是个日本间谍。这样绝密的军事机密泄露，肯定和这个石川伍一甚至跟刘棻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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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棻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主儿，他的上司是军械局总办张士珩，这两人可不止上下级关系那么简单，他们还是表兄弟。张士珩的舅舅正是这一场战争的总指挥李鸿章。汪开甲交代，现在石川伍一就躲在刘棻的家中。盛宣怀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将其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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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如升带着一队军人在刘棻家四周死守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发现石川伍一鬼鬼祟祟正欲离开，一帮精壮的军人立即将其擒获。石川伍一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搞得任如升一行懵懵懂懂，完全不懂他在说些什么。盛宣怀将抓捕石川伍一的经过向李鸿章进行了汇报：“昨晚拿获日本奸细一名，能说英语，亦能说法语，剃头改装，其为奸细无疑。”[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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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伍一的落网只是大清帝国围剿日本间谍的一个开始。8月13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间谍案，两天后的8月15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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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间谍落网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朝廷给李鸿章密电：“有人奏天津军械所书吏刘姓，暗中通寇，传播军情。”[74]丰岛悲剧就在眼前，北京方面希望李鸿章尽快调查清楚石川伍一间谍案。同时，北京方面又给再度出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发出密电，因为上海浙江两起间谍案并非偶然，朝廷已经得知有一位捐纳江苏候补道“向为鬼奴”，“与人暗通消息”。朝廷命令刘坤一，一定要查实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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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伍一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间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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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3年起，石川伍一开始在北京、天津等地活动，刺探军情。在汪开甲的引荐下，石川伍一与刘棻相识，至今已有二三年了。刘棻曾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每天制造弹药的数量、现存多少的底册，一一抄录给石川伍一。石川伍一把这些情报交给了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由后者带回日本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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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伍一说：“张士珩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中日宣战后，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全部撤离，为了确保后续的情报能有效传递到日本，神尾光臣回日本前还在裕太饭馆宴请了李鸿章的亲随之人，并与汪开甲、刘棻等商议，“如果有要紧军情，即行飞电”。[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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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参谋本部正在按照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推进中日战事，中国的军事情报将是日军调兵遣将的重要依据，除了石川伍一等落网之鱼，一定还有大批的间谍在刺探帝国军情。石川伍一招认，原来住在紫竹院元堂药店的钟崎三郎，已经改换中国衣冠，前往山海关一带。北京人高顺在烟台、威海、旅顺探听军情。一个姓穆的汉奸原来在张家口，现在也到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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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侍郎志锐向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石川伍一的供词，供词耸人听闻。石川伍一在画押的供词中说，打电报叫日本军方攻击“高升”号官兵的信是从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报则是在日本领事府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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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锐提交的供词令清政府执政集团震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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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拏获改装倭人供出在洋行贸易，改装多年，领事行后，租界不能住，因托王大代觅书吏刘姓之屋暂住。领事既行，该犯何以不随同回国，仍复溷迹寄居？情殊可疑。著李鸿章督饬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将此密谕知之。”[76]光绪皇帝向李鸿章秘密下达了枪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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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石川伍一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当天天津城里万人空巷，此后在上海、浙江逮捕的日本间谍均被枭首。石川伍一同上海的间谍被枪决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依然一败涂地。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77]指控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跟煤炭，并与日本王室攀亲，在日本还开了一家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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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被推到了绝境。自己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总督衙门又内鬼频出。继志锐上报的间谍供词牵连李鸿章亲属之后，张仲炘的这次指控对李鸿章来说则是致命的。战时同交战方进行战备物资贸易，这无异于通敌叛国。张仲炘弹劾李鸿章，天津日本间谍案破获后，还在间谍家中查出地雷炸药八箱，李鸿章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还存在私放间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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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至的弹劾背后，李鸿章陷入了翁同龢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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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身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在1884年军机处重组之时，依然被允许在内廷当参谋。志锐新晋中央部门，自然要紧跟翁同龢的步伐，加入主战派的行列。张仲炘是一位典型的官二代，同翁同龢关系密切。志锐跟张仲炘站到翁同龢主战一边，抓住间谍案不放，翁同龢已为李鸿章设下死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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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1860年在寿州同悍将苗沛霖闹僵。苗沛霖兵围寿州，在围剿太平军的关键时刻，翁同书弃寿州而走，曾国藩、李鸿章当时联合起来弹劾翁同书失地当斩。翁同书下狱，翁同龢因此与李鸿章结下深仇。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期间，翁同龢兼任户部尚书，只要是与北洋水师有关的军械采购申请，翁同龢总会设法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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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组建后，新式枪炮少有添置，军械少有更新。翁同龢看准了清政府执政精英的迷幻心态，朝鲜作为满清帝国最后一个藩属国，那是天朝最后的面子，一旦失去附属国朝鲜，那么天朝的颜面何存？翁同龢的门人王伯恭后来透露，翁同龢曾说：“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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