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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连续问了台下的群臣三次，都没有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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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燃眉之急。”就在朝堂一片沉默的时候，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彻朝堂。光绪皇帝定睛看了看，站出来说话的是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黄思永。光绪皇帝对这个黄思永还是很有印象的，自己坐上龙椅的第六年殿试，当时主考官象征性地向还没有亲政的自己汇报了一下殿试成绩，这个黄思永是当年庚辰科一甲一名，被钦点为状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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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三十八岁的黄思永一跃成为小光绪皇帝的天子门生，他也没有辱没“天子门生”这一声誉。在甲午海战的前一年，山西发生灾情，就是这个黄思永带着赈灾的使命兢兢业业地干活，赈灾工作完成得相当出色，回来后交部从优议叙，擢升为国子监司业，很快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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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永从袖筒里摸出一份奏折：《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黄思永在奏折中向光绪皇帝建议发行借款自强股票，以充分挖掘和积聚华民的财富，尤其是应“严责中外臣僚，激以忠义奋发之气，先派官借，以为民倡”，则“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财力，类别区分，各出其余，以应国家之急；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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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老师精修慢定昭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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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股票”，听上去似乎可以借此凝聚民众的爱国之情。黄思永是希望让老百姓明了朝廷借款是“因国计自强派股”，进而“人人晓以休戚相关之理，人人动其忠君爱国之忱”。但是，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颜面扫地的失败战争，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后，朝廷的公信力在民间已经荡然无存，成为破船的大清王朝还能通过发行股票自强？由于担心这种通过发行股票募集民间资本赔款的方式会遭遇帝国子民的抵制，黄思永还给光绪皇帝想了一招发行模式：先按官之品级、缺之肥瘠、家道之厚薄，酌定借数之多少，查照官册分派，渐及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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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带头认购自强股票，根据品级的不同、地方经济状况不同、家庭财力的厚薄进行区别摊派，有了官员带头认购，自然能起到促进作用，帝国的子民们在官员们倡导的自强精神鼓动下一定会趋之若鹜。光绪皇帝听后一阵激动，向帝国的臣民以朝廷的名义发行股票，将民间的银子收上来，这是个好办法。李鸿章、容闳这些一直折腾商业股份制改革的大臣干吏怎么就没有想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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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永的思路来自于郑观应。郑观应早在1880年出版的《易言》中就为光绪皇帝指出了一招搜刮银子的好办法：“泰西各国，凡兴建大役，军务重情，国用不敷，可向民间告贷，动辄千万。或每年仅取子金，或分数年连本交还，隐寓藏富于民之义，而不欲授利权于异国也。”[6]黄思永在十八年后，提出了跟郑观应一样的募集思路，这对于备受财政困扰的光绪皇帝来说，简直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光绪皇帝立即传旨“著户部速议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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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郎黄思永在朝堂上给光绪皇帝献策，可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民间资金赔偿战争赔款，“公车上书”召集者康有为听闻后非常气愤，抨击黄思永的股票发行方案“徒饱贪吏，于国计无益”。康有为预言这将是一场官员中饱私囊的狂欢盛宴，对朝廷没有一点什么好处，无论外债内债都是挖肉补疮，如果不从经营自强着手的话，“则赔款无已时，借款亦无已时，是坐自毙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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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光绪皇帝没有时间跟心情来搭理康有为发出的杂音，他直接将黄思永提交的发行股票方案交给户部尚书翁同龢。身为帝师的翁同龢闻此同样是义愤填膺，在黄思永给光绪皇帝出完点子之后，差点就站出来指着黄思永的鼻子一通臭骂。要知道，经过连年的赔款，老百姓早已经是囊中羞涩，山西、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到处是流民，还得靠朝廷连年赈济，民间哪有银子可以让朝廷搜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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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军席卷江南到捻军造反，从中法战争愚蠢的谈判到中日战争的屈辱求和，朝廷的公信力已经完全丧失，如果朝廷发行黄思永提出的自强股票并非用于国家自强而是赔款，试问国库早已空虚的大清王朝如何到期兑现股票？名义上是发股票募集民间资本，实际上就是借着股票的名义空手套白狼，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一旦明白其中的猫腻，还不痛骂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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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北洋水师兵败甲午战争，翁同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光绪皇帝命令自己发行股票集资赔款，翁同龢不得不干。于是，翁同龢立即召集户部在京高级官员开会，商讨股票发行章程。户部侍郎张荫桓提议，在政府没有公信力的情况下发行股票，如果只是官员带头认购，民众不会买单，朝廷一定要向民众彰显自己的信用，所以他建议将自强股票改为“昭信股票”，[8]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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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2月4日，翁同龢向光绪皇帝上《奏准自造股票筹借华款疏》，在奏疏中，户部基本上同意黄思永的方案。光绪皇帝当即批准，吩咐总理衙门联手户部对昭信股票章程进行修订完善。此后，总理衙门和户部对股票章程进行了反复修订。帝师翁同龢有个爱写日记的好习惯，对昭信股票出台的经过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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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黄慎之（黄思永，字慎之）来谈昭信股票事，午至户部商股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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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黄思永到了户部，跟翁同龢商量股票发行的细节问题，主要围绕股票章程进行讨论。在这一次商讨中，翁同龢就将黄思永提出的通过官员强制认购起带头作用的模式给改了。户部定出了较为折中的方案：由该部印造“股票”100万张，名曰“昭信股票”，凡官绅商民均“量力出借，无庸拘定数目”。但考虑到“内外大小臣工，受国厚恩，际此帑绌时艰，尤当熟计安危”，应发挥带头作用，“出家资以佐国用”。所以“拟请降旨饬令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各项官员，均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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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晚赴总署，以股票章程交樵野（张荫桓，子樵野）改，与颂阁书论股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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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翁同龢在户部忙碌了一整天，傍晚才赶到总理衙门。户部和总理衙门联席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昭信股票的章程问题。联席会议对户部提出的股票章程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最终决定将股票章程交给张荫桓修改。联席会议结束后，翁同龢还跟部分官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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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饭后至户部，画股票章程稿，余与樵野屡改，终未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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