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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督抚挪用昭信股票资金只是股票问题的冰山一角。山东巡抚张汝梅向光绪皇帝打报告，称黄河山东段决堤，泛滥成灾，哀鸿遍野，急需政府救急。命大于天，光绪皇帝面对这个曾经伏案哭泣的臣子，只能下令让户部划拨二十万两股票资金用于救灾。可是黄河之灾在江苏北部地区也很严重，两江总督刘坤一不仅要皇帝调拨八万吨漕粮，还要皇帝拿出三十万两股票资金用于救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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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巡抚陈宝箴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说是当初湖南的商业税被洋贷款挪去作抵押了，商业税可是重要的财政资金，他请求用昭信股票募集的资金来归还商业税。张之洞收到信后，立即向光绪皇帝汇报。同意？反对？慈禧太后已经掌握了军权，地方督抚现在将手伸向皇帝的口袋里，不满足他们的话，在变法的关键时刻将失去他们的支持。光绪皇帝只好无奈地同意了陈宝箴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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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信股票已经成了地方督抚们眼中的一块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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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状元张謇给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各省昭信股票，大省认缴一百数十万，小省亦数十万”，可是地方的督抚们都对这笔巨款“睽睽而视”，[43]这样一来，昭信股票就变成了地方官员们的小金库，中国完全可以学习日本，截留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作为财政专款，打造成政府扶持商业的基金，责成督抚补贴农工商务，发展资本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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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信股票成了贪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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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谭钟麟面临一个难题，左宗棠去世后，他成为湘军集团的元老，需要募集大量昭信股票资金向皇帝和太后表忠心，可是粤西等地的会党担心，这位湘军大佬会学习奎俊，以招募股票资金的名义，拿着老百姓的钱去剿灭会党，于是粤西会党专以反对昭信股票扰民、害民为名，“簧鼓大众”。[44]淮军集团失势后，整个帝国的眼睛都盯着由谭钟麟领衔的湘军集团。现在，谭钟麟管辖的地界一旦出事，最先发起攻击的就是那些整天盯着官员的检察官御史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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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徐道、张承缨、余诚格、黄桂、给事中高燮曾、户部尚书敬信、庶子陈秉和、编修张星吉、候补主事李经野等人先后上疏，指揭各地办理昭信股票的种种弊端，请求严行查禁，或停止劝办。而粤西的会党正是担心两广会重蹈四川的覆辙，所以才闹事，这样继续下去，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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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帝国的政治秩序乱了，帝国通过销售股票，导致变相卖官鬻爵的风潮兴起，有钱就能当官，如此一来帝国的政府管理人员素质肯定会急速下降；第二，官员为了升迁而对老百姓苛刻，发行股票原本是为了激发帝国子民的忠君爱国热忱，但实际的结果却恰恰相反，这样下去帝国的公信力会荡然无存，甚至会激化帝国内部的矛盾；第三，洋人一直觊觎我们的经济，像奎俊这样随意地用股票作赔款抵押，已经将整个帝国脆弱的经济漏洞暴露给洋人，可能会导致英美等列强纷纷仿效，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老百姓会更加仇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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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昭信股票发行以来，地方官们的表现就令光绪皇帝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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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4月13日，光绪皇帝听闻顺天府官员对凡是不认购昭信股票的商民，一律逮捕下狱。顺天府就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官员们都敢为了向皇帝表忠心而对老百姓的死活不管不顾。光绪皇帝派出调查组，“确切查明，据实参奏，毋得稍涉徇隐”。[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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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17日，光绪皇帝向全国发谕令，重申对各省在办理昭信股票过程中“名为劝借，实则勒索追催，骚扰闾阎”的现象，“亟应严行查禁”，“著各督抚通饬各该地方官遵照部定章程妥为办理；商民等愿领股票与否，各听其便，如有不肖官吏借端指派，致滋扰累，立即查参惩办，以杜流弊，而顺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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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光绪皇帝就发现地方督抚们阳奉阴违，他不得不针对山东安邱县知县俞崇礼办理昭信股票“苛派抑勒”一事发布谕令，指出此种行为“贻累闾阎，与朝廷开办股票任听乐输之意大相刺谬，殊堪痛恨”，并责成山东巡抚“通饬所属，严切晓谕各该地方官妥为办理，不准稍有扰累，倘有官吏借端苛派者，即行据实参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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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非常担心昭信股票的问题会乱了自己改革的大事，因此要求各地督抚要“查照部章，妥为办理”，“不准少有勒索苛派，致累闾阎”，特别责成四川总督要“严饬所属……慎防泫弊，不准抑勒”，否则“从严惩办”。不过，地方官的行为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皇帝的命令已经不管用了，这些人依然是“力仅足买一票，则以十勒之；力仅足买十票，则以百勒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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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一桩关于黄思永的旧案被翻出来。几年前，黄思永办理山西赈灾事务时，御史杨祟伊曾弹劾黄思永贪污赈灾款项。这个杨祟伊是慈禧太后的铁杆粉丝，康有为创办强学会时，杨祟伊就向慈禧太后打报告说强学会妖言惑众，将危害大清江山社稷。这一次，慈禧太后让吏部尚书孙家鼐调查黄思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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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永是昭信股票的策划人，深得光绪皇帝的信任。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后，立即擢升黄思永为从四品的侍读学士，筹办北京大学堂，让其成为教育改革的先锋官。杨祟伊弹劾黄思永贪污，将他跟以昭信守的昭信股票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一个品格有问题的皇帝近臣，他主张发行的股票怎么可能具有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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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祟伊是个狠角色，他将昭信股票的公信力跟黄思永的品格问题捆绑在一起，将昭信股票架上道德的圣坛，最终通过打击黄思永的品格来打击昭信股票，进而粉碎光绪皇帝检验文武百官忠诚的计划。光绪皇帝如果叫停股票发行，会得罪地方的文武百官。如果昭信股票继续发行，那一桩桩民怨沸腾的勒索案便清晰地证明，昭信股票已经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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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觉得自己应该助光绪皇帝一臂之力，“请皇上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置制度局于内廷”，只有让文武百官到太庙列祖列宗面前宣誓，忠君爱国，誓死追随皇上，以期官僚系统能够稳定，改革才能顺利进行下去。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吓坏了，立即给慈禧太后送了一份情况汇报，说康有为的主张“均系变易内政”，希望慈禧太后“特派王大臣会同臣衙门议奏，以期妥慎”。[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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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已经委任以奕劻为首的一帮皇室贵胄管理八旗统骑营，命令他们按照西方军事制度操练八旗子弟兵。为了加强对军机处以及军队的控制，慈禧太后让调回北京的裕禄到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时出任镶蓝旗汉军都统。慈禧太后还要求光绪皇帝到颐和园伺候自己早晚膳。慈禧太后的用意已经非常明显，尽量让光绪皇帝少跟康有为那一帮小吏接触，这样奕劻他们就可以掌握改革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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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常在颐和园伺候慈禧太后吃饭的反常举动，令维新派的小官吏们相当紧张，康有为担心慈禧太后会囚禁光绪皇帝，于是提出改组绿营兵制，一律仿德国与日本练兵，绿营兵改为巡警。在北京城有五营巡捕，统于步军统领。康有为的绿营兵改组计划，意在向步军统领衙门渗透，最终通过巡警制度抓住京城防卫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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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孙家鼐通过调查发现黄思永在赈灾期间清正廉洁，可是地方官员借“朝廷昭信之实惠，徒便奸滑牟利之私图”。当初文武百官读昭信股票招募公告时，“详明剀切，慷慨激昂，凡有血气者读之俱为感动”，[48]现在“煌煌天语，悬诸通衢，曰革新庶政，蚩蚩者氓皆掩耳而走，反唇相讥曰‘是给我也，是朘我也，是犹之乎昭信股票也。’而莫之敢信，莫之敢应”！[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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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的试剂，改革的基石，现在成了一剂毒药。朝廷在民众的眼中毫无公信力可言，那些一门心思巴结朝廷的官员发现，“按诸百两领一票之章程，其人殊寥寥也”，现在连强行勒索都相当困难了，江苏昭信股票最初共认缴115.7万两，至1898年8月，南京昭信分局共收款18万余两，苏州分局共收1万余两。两淮盐商一开始决定认购200万两，后来两淮运司共收3万余两，安徽分局共收7万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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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刮银子的门路越来越窄，文武百官开始对光绪皇帝的政令进行消极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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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1日，光绪皇帝在紫禁城下达了一道措词严厉的圣旨，催促各衙门速议裁撤归并、删改则例事宜。部委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在京官员的利益，六部九卿的利益错综复杂，天子门生、太后亲信、王公裙带、属僚之情，裁撤与合并关系到官员们的饭碗，更关系到他们在各地的隐秘利益。光绪皇帝必须在京官中撕开一个口子，强行推动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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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臣子忠诚的股票游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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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主事王照准备向光绪皇帝上书，谏言改革科举旧制，礼部尚书怀塔布不愿意代为王照呈送奏疏，两人在礼部办公室大吵一架。很快，消息传到光绪皇帝耳朵里，光绪皇帝正愁没有机会惩处消极怠工的大臣。9月4日，光绪皇帝下令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堃岫、溥颋、徐会沣、曾广汉等六名部长级的堂官全部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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