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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当初主张修建卢汉铁路，在李鸿章看来是“欲结邸欢”。唐山至大沽的铁路通车时，李鸿章邀请醇亲王奕譞剪彩，奕譞坐在火车上感觉甚好。李鸿章在光绪皇帝大婚之时送小铁路作为贺礼，意在取得奕譞对天津至通州铁路的支持，没想到却闹出了1889年的政治风波，连奕譞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张之洞提出搁置津通铁路，修建卢汉铁路，主要是为奕譞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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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难交卷，终要泄底。”[8]李鸿章当时很快就掌握了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的情报，张之洞一来，自己的哥哥李瀚章就必须调离湖广总督之位。在给李瀚章的私信中，李鸿章很是瞧不起清流派出身的张之洞，甚至嘲笑张之洞在湖北干不成事，因为张之洞在北京期间就是一个高谈阔论之人，“枢廷皆知其大言无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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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张之洞已经陷入绝境，汉阳铁厂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如每日冶炉化出生铁一百吨，将亏本银二千两，是冶炉多煽一日，即多亏本一日”，“炼铁仅开一炉，每年仅出铁一万五千余吨，亏折甚巨；欲添开一炉，则须增银五六十万两，无从筹措。”[9]张之洞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现得相当沮丧：“铁厂经营实在难以为继。之洞已使出全身解数，仍无回天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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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铁厂无法生产钢轨，卢汉铁路自然难以建设。当时，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连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都只能靠贷款偿还，朝廷不可能再划拨银子给张之洞炼铁修路。李鸿章当初的预言成真，此时的张之洞相当狼狈，他除了向朝廷表达自己的无能之外，只能向友人空惆怅：“鄙人实无颜再向朝廷请款，亦无词可以谢谗谤之口，是死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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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报告送抵北京，北京方面考虑到，卢汉铁路是连接帝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更是利国利民的千秋伟业，岂能成为烂尾工程？可是朝廷实在没钱，汉阳铁厂这个包袱只能通过民营资本来化解。北京方面很快给张之洞下令：“南洋各岛暨新旧金山等处，中国富商在彼侨寄甚众，劝令集股，必多乐从。”朝廷同时下令时任两广总督的谭钟麟等督抚选派代表，“迅赴各该处宣布朝廷意旨，劝谕首事绅董等设法招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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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将华侨当人看的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这个时候想起了在海外的华商。张之洞本人对海外招商信心不足，因为“铁厂经营多年，用款甚巨”，现在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恐南洋华商无此才力”。盛宣怀曾经建议卢汉铁路进行商办，张之洞意气用事，拒绝了盛宣怀的提议，才落到今天的地步。这时，张之洞想起了盛宣怀，他让汉阳铁厂总办蔡锡勇跟湖北纺纱局总办盛春颐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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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春颐是盛宣怀的侄儿，张之洞希望盛春颐转达自己邀请盛宣怀来汉口的意思：“令叔槃才，承办此厂，必能日见兴盛。议请阁下电商令叔，有无接办之意。”[11]张之洞谦卑的邀请，却迟迟没有等到盛宣怀的回音。1895年12月5日，汉阳铁厂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不得不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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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决定冒险招募国际资本，他致电蔡锡勇：“铁厂一切经费拟包与洋人。有愿包者否？每年经费若干？建询各洋匠，电复。”1895年12月12日，张之洞急不可待地再次电令蔡锡勇，抓紧跟比利时、德国各大厂联系，希望洋商能够派人来评估，一切费用由政府财政报销。张之洞此举意在吸引国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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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锡勇在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出任其幕僚，一直是张之洞的实业总管家，对国际资本相当排斥。可是炉已封，迟迟等不来盛宣怀，张之洞催逼甚紧，蔡锡勇只能在15日的回电中谎称，“闻盛道（盛宣怀兼任天津海关道）已南来”。在蔡锡勇看来，现在国际资本对中国铁路、矿产虎视眈眈，“揆度时势，似包与洋人，不如包与华人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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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创设之初，朝廷就明文严禁国际资本入股，可是华商“类多巧滑，若无洋商多家争估比较，定必多方要挟，不肯出价”，被寄予厚望的盛宣怀迟迟不见踪影，张之洞决定亲自出面跟国际资本接触。张之洞致电大清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希望许景澄在欧洲推销汉阳铁厂项目，看国际资本是否有意来湖北“看估面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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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心急火燎的时候，盛宣怀正在上演欲擒故纵的好戏。甲午海战埋葬了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一纸《马关条约》将李鸿章抛到了权力中心之外。张之洞现在是盛宣怀重要的结盟者，只是他还需要等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机会，让两者的结盟地位更对等。盛宣怀早就向汉阳铁厂派驻了卧底，卧底一直关注着张之洞的一举一动，随时向盛宣怀汇报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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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这边正在观望，张之洞那边也很快跟洋商戴马陀联系上了。蔡锡勇在南京跟戴马陀见面后，戴马陀提议去汉阳铁厂实地考察一下。1896年1月，戴马陀跟比利时驻汉口领事一起来到汉阳铁厂考察，戴马陀“索铁厂机器价目全账”。经过评估，戴马陀提议将汉阳铁厂作价四百万两，他再出资四百万两，双方各持股百分之五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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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马陀的汉口之行立即传遍了湖广官场，湖南巡抚陈宝箴立即给张之洞发电报：“忽闻铁政将与洋商合办，极感怅然。我公此举原为铁路、枪炮及塞漏卮而设，诚中国第一大政，我公生平第一盛业。今需用正急，忽与外人共之，与君初意大不符合。且此端一开，将无事不趋此便易之路，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甚为中国惜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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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的电报击中了张之洞的痛处。卢汉铁路是张之洞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事业，一旦汉阳铁厂落入清流派痛恨的洋人之手，岂不成了天下第一大笑话？张之洞的幕僚们对此分歧也很大，有人持赞成票，觉得如果戴马陀投资，汉阳铁厂便可起死回生，更重要的是卢汉铁路将来也可以推行汉阳铁厂的模式。但以蔡锡勇为首的心腹幕僚竭力反对，希望张之洞能够招来华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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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办汉阳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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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一直觊觎汉阳铁厂跟卢汉铁路。1893年，郑观应以招商局帮办身份巡查长江各分局，路过武汉时跟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交流，了解到汉阳铁厂已耗银400多万两，张之洞当时还在向朝廷请求再调拨七十万两。郑观应向盛宣怀建议，“如欲接办”，“宜先寻有好煤矿，可炼焦炭，将化铁炉移于大冶铁矿山左右，可省运费，焦炭价廉方可获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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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奇荒期间，盛宣怀在赈灾过程中跟江浙资本建立了盟友关系，属于广东商帮二流人物的郑观应当时也加入了赈灾圈子，并成为了盛宣怀的知己。郑观应在武汉收集汉阳铁厂情报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由此不难看出盛宣怀对汉阳铁厂早有酝酿，对汉阳铁厂的资本结构、原材料都有周密的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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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及其幕僚的批评令张之洞相当尴尬，他不得不亲自给盛宣怀写信，希望他能够南下合作。张之洞以卢汉铁路为诱饵，说总理衙门已经发出了电报，让广东、湖北、湖南三省的督抚就“粤湘汉铁路须速奏”，“迟则恐为外人强索矣”。[16]湖北按察使、盛宣怀世交恽松耘在1896年2月17日给盛宣怀发电：“帅颇喟然，嘱公速自赴鄂详看，以便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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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在跟洋商洽谈期间，盛宣怀一方面静观湖北的动静，一方面在判断李鸿章的政治前景。当时，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主张联俄抗日，李鸿章又肩负起结盟沙俄的使命，成为出使欧美的全权大使，李鸿章起节出洋到底是仕途转机，还是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化解国人愤怒的借口？盛宣怀一直以健康为由，推延南下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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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铁路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盛宣怀还是担心张之洞“意犹未决”，在给恽松耘的电报中，盛宣怀希望张之洞“通筹决策”，“如无疑义，天稍暖当再亲自赴鄂熟商办法。”[17]恽松耘一眼就看出盛宣怀在搪塞，三天后连发两份电报，再三说明张之洞“已决计”同盛宣怀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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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松耘跟盛宣怀往来电报时，已经是新春佳节，尽管张之洞不断邀请盛宣怀赴武汉，甚至承诺“铁厂到手，铁路亦在掌握”，但盛宣怀还是以铁厂的铁质不好等为由进行拖延。其实，一方面他是在静观李鸿章出使欧美的政治风向，另一方面他是要将张之洞拖入绝境，这样才能将汉阳铁厂与卢汉铁路的价格压到最低。当然，盛宣怀的野心是两个项目独柄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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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拖延令张之洞很不高兴，洋商戴马陀再次来到武汉，这一次戴马陀是跟随法国商人德韦尼来的。盛宣怀得到武汉的情报，立即给恽松耘发电报，说自己马上动身赴武汉面商合作。在赴武汉的路上，盛宣怀获得了最新密报，北京方面要将卢汉铁路的筑路之权交给王文韶和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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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之后，王文韶总督直隶，有御史弹劾王文韶“所用文武各员，皆李鸿章旧用私人，积习甚深，恐致贻误”。身为李鸿章心腹，弹劾盛宣怀的奏章犹如雪片一般飞抵京城，在言官们眼中，盛宣怀就是“一牟利无耻之小人耳，其恶迹罄竹难书”。1896年1月2日，朝廷向王文韶连发两道命令，严令他调查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的问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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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政治风向对盛宣怀相当不利，在朝廷下令王文韶调查之前，他还在观望，希望能有更大的筹码同张之洞结盟。但朝廷的调查令也让盛宣怀如芒在背，所以他一方面派卧底打探张之洞的信息，一方面拖延正面的合作请求。在天津期间，盛宣怀需要彻底解决对他致命的弹劾，“李鸿章心腹”这块招牌已经成了盛宣怀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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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韶调查盛宣怀问题期间，湖南十二州县发生罕见旱灾，巡抚陈宝箴向王文韶求援。一方面，王文韶曾两度出任湖南巡抚。另一方面，王文韶又是陈宝箴的恩师。在大清帝国赈灾方面，最富有经验者莫过于盛宣怀，因此王文韶希望盛宣怀能解陈宝箴之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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