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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在跟洋商洽谈期间，盛宣怀一方面静观湖北的动静，一方面在判断李鸿章的政治前景。当时，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主张联俄抗日，李鸿章又肩负起结盟沙俄的使命，成为出使欧美的全权大使，李鸿章起节出洋到底是仕途转机，还是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化解国人愤怒的借口？盛宣怀一直以健康为由，推延南下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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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铁路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盛宣怀还是担心张之洞“意犹未决”，在给恽松耘的电报中，盛宣怀希望张之洞“通筹决策”，“如无疑义，天稍暖当再亲自赴鄂熟商办法。”[17]恽松耘一眼就看出盛宣怀在搪塞，三天后连发两份电报，再三说明张之洞“已决计”同盛宣怀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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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松耘跟盛宣怀往来电报时，已经是新春佳节，尽管张之洞不断邀请盛宣怀赴武汉，甚至承诺“铁厂到手，铁路亦在掌握”，但盛宣怀还是以铁厂的铁质不好等为由进行拖延。其实，一方面他是在静观李鸿章出使欧美的政治风向，另一方面他是要将张之洞拖入绝境，这样才能将汉阳铁厂与卢汉铁路的价格压到最低。当然，盛宣怀的野心是两个项目独柄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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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拖延令张之洞很不高兴，洋商戴马陀再次来到武汉，这一次戴马陀是跟随法国商人德韦尼来的。盛宣怀得到武汉的情报，立即给恽松耘发电报，说自己马上动身赴武汉面商合作。在赴武汉的路上，盛宣怀获得了最新密报，北京方面要将卢汉铁路的筑路之权交给王文韶和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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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之后，王文韶总督直隶，有御史弹劾王文韶“所用文武各员，皆李鸿章旧用私人，积习甚深，恐致贻误”。身为李鸿章心腹，弹劾盛宣怀的奏章犹如雪片一般飞抵京城，在言官们眼中，盛宣怀就是“一牟利无耻之小人耳，其恶迹罄竹难书”。1896年1月2日，朝廷向王文韶连发两道命令，严令他调查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的问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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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政治风向对盛宣怀相当不利，在朝廷下令王文韶调查之前，他还在观望，希望能有更大的筹码同张之洞结盟。但朝廷的调查令也让盛宣怀如芒在背，所以他一方面派卧底打探张之洞的信息，一方面拖延正面的合作请求。在天津期间，盛宣怀需要彻底解决对他致命的弹劾，“李鸿章心腹”这块招牌已经成了盛宣怀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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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韶调查盛宣怀问题期间，湖南十二州县发生罕见旱灾，巡抚陈宝箴向王文韶求援。一方面，王文韶曾两度出任湖南巡抚。另一方面，王文韶又是陈宝箴的恩师。在大清帝国赈灾方面，最富有经验者莫过于盛宣怀，因此王文韶希望盛宣怀能解陈宝箴之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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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抓住机会，发动了丁戊赈灾时的盟友严信厚、经元善、谢家福、郑观应等人，并在《申报》上发布湖南筹捐公告。王文韶被盛宣怀的急公好义感动了，他甚至在私人日记中感叹，盛宣怀“代筹湘赈不遗余力”。[19]陈宝箴向北京汇报赈灾情况时，特地提到湖南省外最大的一笔赈灾款来自于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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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韶在给北京提交的调查报告中写道：“泰西各国由商而富，由富而强，中国仿而行之，二十年来，惟电报、招商两局成效已著，而一手经营，虽屡经波折，而卒底于成者盛也。”在王文韶的报告中，盛宣怀“具兼人之才，而于商务洋务，则苦心研究，历试诸艰者，已逾二十年。设以二十年前之盛处此，臣亦未敢保其必能接手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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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帮助湖南赈灾，盛宣怀成功地逃过了言官们的弹劾。陈宝箴之所以会发电报批评张之洞招徕洋商，跟在赈灾中得到盛宣怀帮助有直接关系。当盛宣怀获得王文韶跟张之洞主管卢汉铁路的情报后，立即给王文韶发电，确认情报的准确性，并且非常坚定地表示，要承接汉阳铁厂。盛宣怀希望王文韶在朝廷任命发布后，为自己谋求卢汉铁路的建设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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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到武汉后，张之洞亲自带领他参观考察汉阳铁厂，经过9天的谈判，张之洞对盛宣怀商办汉阳铁厂、卢汉铁路的策略相当赞赏。在给王文韶的信中，张之洞对盛宣怀极尽夸赞，“若令随同我两人总理此局，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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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5月14日，张之洞正式委任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盛宣怀接掌汉阳铁厂后，立即提出了“召集商股，官督商办”的重组思路。不过，张之洞没有立即委任盛宣怀承办卢汉铁路，因为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锵、商人方培尧，候补知府刘鄂、监生吕庆麟这几人也称可筹集千万巨资。张之洞希望卢汉铁路能够引入更多的竞争者，以降低整条铁路的建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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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汉阳铁厂任命的当天，盛宣怀已经觉察到不对劲，他立即给王文韶发了一封电报：“从前觅得大冶铁山，条陈醇邸开铁政，皆为今日，现详审勘验，铁无穷，钢极佳，两炉齐开，每年可成极好钢轨千余里，正敷卢汉工用，免使巨款外溢。铁政得此，亦足次第推广。路与轨两局综于一手，路成厂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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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根据他参照十多年前在大冶铁矿的产量对比来看，汉阳铁厂每年都可以炼出千里钢轨，那么多钢轨冶炼出来，销售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旦卢汉铁路跟汉阳铁厂同时开工，那么就能做到产销两旺。可是张之洞让盛宣怀先办汉阳铁厂，却未任命其办理卢汉铁路。盛宣怀决定先布置好汉阳铁厂的工作，然后立即赴京跟王文韶详谈卢汉铁路事宜，因为“轨已无求于外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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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江湖郎中”刘鹗败走武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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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来的小京官四处跑关系、拉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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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现在有说不出的苦衷，因为已经有庞大的利益集团盯上了卢汉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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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江苏丹徒人，出生在官僚家庭，喜欢文、史、医、商，行过医，做过生意。31岁时，黄河决口于郑州，刘鹗先后进入河道总督吴大澄、山东巡府张曜幕府，帮办治黄工程，因成绩显著被张曜保举为候补知府。张曜去世后，福润出任山东巡抚，也相当欣赏刘鹗，两次向朝廷举荐。1895年，刘鹗进入总理衙门，开始了京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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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跟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李鸿章的心腹、江苏丹徒老乡马建忠是莫逆之交。刘鹗到了京城后，马建忠便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介绍给他认识，尽管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失势，可是他在总理衙门做顾问，仍然是值得依傍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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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期间，刘鹗找到了同门师兄弟毛庆蕃，两人在扬州期间曾拜“太谷学派”传人李龙川（即李光炘，字龙川）学习。毛庆蕃坐镇天津，为重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督办后勤，因刘坤一跟翁同龢是政治盟友，所以毛庆蕃很快就得到了翁同龢的赏识。而刘鹗跟毛庆蕃既是师兄弟又是儿女亲家，所以毛庆蕃也将刘鹗引见给了翁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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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相当有心计，他知道翁同龢身为光绪皇帝的老师，掌管着户部，只要有他的支持，卢汉铁路的建设大权一定就能拿下。刘鹗多次通过毛庆蕃给翁同龢递报告，到了1895年6月13日，翁同龢终于答应接见刘鹗。没想到，刘鹗“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更让翁同龢惊讶的是，刘鹗还“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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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被刘鹗的巨额贿赂吓坏了，一旦此事暴露，连光绪皇帝也保不了自己，政治生命肯定也就结束了，所以翁同龢并没有明确答复刘鹗。当天晚上，他还在日记本上写道，“记之以为邪蒿之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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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完翁同龢后，刘鹗还是不放心，他希望妻舅高子谷能够帮忙运作和王文韶的关系。高子谷的夫人是王文韶的孙女，当时王文韶出任直隶总督，统率北洋，高子谷在总理衙门上班，主要管理电报业务。朝廷下令张之洞跟王文韶共同承建卢汉铁路，高子谷得知后，将这个信息第一时间告知了刘鹗。刘鹗希望能通过王文韶，独自拿下卢汉铁路项目。王文韶答复刘鹗，让他去武汉跟张之洞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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