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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见完张之洞，立即去拜访了张之洞的幕僚姚锡光。他们二人是老乡，关系甚密。刘鹗告诉姚锡光他提交给张之洞的保单实际上是一份国际贷款的合约。姚锡光曾经在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国际形势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刘鹗希望姚锡光能向张之洞灌输一个观点：“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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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锡光给刘鹗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他说修铁路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本，两三年内不可能有利润，通过国际贷款利息又太重，可以“铁路与银行相辅而行”，“将借定洋债先行开一银行，以为铁路根本，既无虚利之虑，而铁路开办诸费即于此周转”，将来有国内资本入股，由“银行出股分票”，会更有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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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听完姚锡光的话，立即说自己已经跟马建忠达成了合作意向，如果张之洞能够将卢汉铁路交给自己去建设，他就跟马建忠在上海成立一家银行，马建忠负责银行的日常运营。刘鹗给姚锡光讲述了自己庞大的实业布局：“铁路既成，日后尚须开五金、煤炭诸矿，并开冶炼诸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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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江湖郎中能混到总理衙门，可见他在官场定有不小的能耐，没有京城王公贵胄的支持，刘鹗一定搞不到洋行的保单。张之洞如果直接拒绝刘鹗，可能会得罪刘鹗背后的北京势力。但如果保单是假的呢？对不起，刘鹗必须走人。张之洞留下保单后，马上给上海道台黄祖络发电报，希望黄祖络帮忙调查一下刘鹗留下的这张千万保单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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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督办撂挑子，“不建银行不办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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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给黄祖络发了一封电报：“上海有履祥洋行存放知府刘鹗卢汉铁路股本银一千万两，声明无洋股在内，请详查是否属实。该洋行所操何业？是否殷实？行主何名？能签押出字据保认，乃可为凭？”[26]他希望黄祖络能够快速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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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张之洞收到上海道台黄祖络的电报。黄祖络派人调查了履祥洋行的老板贝履德，得知履祥洋行只有贝履德一个股东，专门做布匹生意。贝履德跟刘鹗是老相识，两人曾经进行过洽谈，约定一旦刘鹗拿到卢汉铁路的承建批文，履祥洋行就向刘鹗提供一千万两的贷款。黄祖络发现，刘鹗根本没有股本存放在履祥洋行，在没有国家批文的情况下，贝履德对刘鹗的一千万两保单“不便签押保认”。[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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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收到黄祖络的电报后，立即将电报转发给王文韶：“刘鹗已见，洋行保单无洋人签字，已嘱上海道台查明，全不可信。”张之洞毫不客气地揭穿了刘鹗通过虚假资产承建铁路的骗局。他还提到朝廷下令修建卢汉铁路不准招募洋股事宜，因为根据上海道台的调查，刘鹗拿到批文就会搞国际贷款。张之洞担心，刘鹗会被提供国际贷款的洋商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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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之洞联手王文韶给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刘鹗和其他三位集股办路的商人“举不足恃”。[28]刘鹗很快得到了消息，张之洞会将铁路督办之权交给盛宣怀。刘鹗意识到，盛宣怀之所以要抓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大权，现在又到湖北办汉阳铁厂，真正的目的就是争夺卢汉铁路的督办权，他不得不感叹盛宣怀“善据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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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7月27日，刘鹗回到了镇江，盛宣怀突然给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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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盛宣怀从北京得到的情报，总税务司赫德正在北京游说清政府执政精英，以海关为根本开办一家国家银行，赫德的目的是要掌控大清帝国的金融财政大权。在盛宣怀看来，在赫德觊觎国家银行的背后，英国人已经盯上了卢汉铁路，理由很简单，只要赫德控制了国家银行，到时候大量的钢轨就都要从英国采购，汉阳铁厂也就难以生存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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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提议，利用修建卢汉铁路的机会，同时筹建国家银行，因为“铁路之利远而薄”，中国的民营资本对铁路的兴趣不大，但是“银行之利近而厚”，民营资本希望“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29]现在赫德已经在北京开始行动，“如银行权属洋人，则路股必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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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一眼就看穿了盛宣怀的心思，他给盛宣怀回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铁路、银行为今日最大利权，人所艳羡者，独任其一，尚恐为众忌所归，一举兼营，群喙有词，恐非所宜。”[30]王文韶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语气也相当严肃：“铁路、银行，譬之陇蜀，陇尚未得，遂欲并蜀而有之，是众矢之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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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得陇望蜀让张之洞很生气。8月7日，张之洞突然召姚锡光到总督府，详细询问了刘鹗的家世与人品，与姚锡光反复讨论招募商股以及国际贷款的可能性。姚锡光跟刘鹗是老乡，自然为刘鹗说尽好话。张之洞让姚锡光给刘鹗发电报，让他马上到湖北商洽卢汉铁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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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一事，制府（张之洞）颇属意盛杏荪（盛宣怀），将令其督办，而何以命召云抟（刘鹗，字云抟）？又如此之急？”姚锡光回到家中，一直琢磨张之洞的反常举动，他意识到张之洞跟盛宣怀之间肯定有矛盾。很快，姚锡光就了解到，盛宣怀从汉阳铁厂到卢汉铁路，一直在要挟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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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锡光摸准了张之洞的心病，如果让盛宣怀“督办铁路，必由奏请朝命也，则必不受督抚节制，可单衔奏事，仿佛钦差督办铁路大臣”。更为关键的是，盛宣怀提议成立国家银行，“盖欲尽攘中国利权”不说，“一经奏定，必请官本，既领官本，仍必多方将官本销融净尽，易名商本，而实则商本其名，盖尽数攘为盛家之本”。在姚锡光看来，盛宣怀是要重演“攘窃招商轮船、中国电报利权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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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府见其嗜利无厌，要求无已，颇厌苦之。”在姚锡光看来，盛宣怀把张之洞给惹毛了。让刘鹗再度来武汉，这只是张之洞钳制盛宣怀的计谋而已。张之洞的幕僚们担心，国家银行成立后会被盛宣怀操控，“能操胜算，其利为盛杏荪攘去，自不待言；如不能操胜算，倒闭至几万万之多中必有洋款，则国家不得不承认，甚至割地偿债，俱未可知，其害有不可胜言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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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岂是盛宣怀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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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刘鹗到武汉当天就面见了张之洞，希望能承办汉阳铁厂、卢汉铁路这两个国家项目。同一天，盛宣怀给张之洞发来电报，说资金方面有三大难题，并称自己须到北京说明情况，“免得进场后交白卷，致伤中国体面”。盛宣怀在给张之洞撂挑子的背后，已经在北京进行了全面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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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招商局模式，铁路也实行“官督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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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盛宣怀痛心疾首地告诉翰林院侍讲、翁同龢的侄儿翁斌孙：“倘南北干路难绝洋股，有事之秋，彼必守公共例，禁运兵械粮食。”盛宣怀担心，如果交给华商去办，引入洋股，那卢汉铁路简直就成了资敌的工具，这可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政治跟军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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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就中进士的翁斌孙对盛宣怀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他马上到清政府执政集团高层去游说，希望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能够出面，让盛宣怀与直隶、湖广两总督“内外同心”。军机大臣翁同龢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盛宣怀，翁斌孙向盛宣怀转达了翁同龢的意见：“洋股不可混入。”手握财政大权的翁同龢还说：“若靠四人，一百年办不成，派一督办，立公司，借洋债，自是正办。”[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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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的一句话犹如判决书，如果失去户部的支持，张之洞的汉阳铁厂跟卢汉铁路计划就只能交白卷。盛宣怀同时还走了李鸿藻的门路，身为清流派的领袖，李鸿藻自然被盛宣怀拒绝洋股的骨气所感动。甲午海战期间，李鸿藻重返军机处，跟翁同龢站到了同一战线。张之洞又岂能忤逆李鸿藻？张之洞立即给盛宣怀发电，邀其速来武汉“详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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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到武汉后，张之洞将刘鹗、盛宣怀两人一起请进了总督府，让两人当场面商分办还是合办。盛宣怀在京期间也已经将刘鹗的资本底牌跟政治后台摸得一清二楚。刘鹗提出“国际贷款方案”，盛宣怀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洋债借不动”。张之洞当时应该已经了解到翁同龢与李鸿藻都站到了盛宣怀一边。于是，张之洞决定卢汉铁路由盛宣怀办，“刘鹗若集有华股数十百万，准其入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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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9月2日，张之洞、王文韶联名给光绪皇帝提交报告，两人指出：“铁路未成之先，华商断无数千万之巨股。”华商进行国际贷款与招募洋股本质上有差别，“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路归借债，路权仍属于我”，与其让华商以铁路抵押进行国际贷款，不如“款由官借，路由官造更直接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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