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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收到黄祖络的电报后，立即将电报转发给王文韶：“刘鹗已见，洋行保单无洋人签字，已嘱上海道台查明，全不可信。”张之洞毫不客气地揭穿了刘鹗通过虚假资产承建铁路的骗局。他还提到朝廷下令修建卢汉铁路不准招募洋股事宜，因为根据上海道台的调查，刘鹗拿到批文就会搞国际贷款。张之洞担心，刘鹗会被提供国际贷款的洋商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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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之洞联手王文韶给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刘鹗和其他三位集股办路的商人“举不足恃”。[28]刘鹗很快得到了消息，张之洞会将铁路督办之权交给盛宣怀。刘鹗意识到，盛宣怀之所以要抓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大权，现在又到湖北办汉阳铁厂，真正的目的就是争夺卢汉铁路的督办权，他不得不感叹盛宣怀“善据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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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7月27日，刘鹗回到了镇江，盛宣怀突然给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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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盛宣怀从北京得到的情报，总税务司赫德正在北京游说清政府执政精英，以海关为根本开办一家国家银行，赫德的目的是要掌控大清帝国的金融财政大权。在盛宣怀看来，在赫德觊觎国家银行的背后，英国人已经盯上了卢汉铁路，理由很简单，只要赫德控制了国家银行，到时候大量的钢轨就都要从英国采购，汉阳铁厂也就难以生存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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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提议，利用修建卢汉铁路的机会，同时筹建国家银行，因为“铁路之利远而薄”，中国的民营资本对铁路的兴趣不大，但是“银行之利近而厚”，民营资本希望“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29]现在赫德已经在北京开始行动，“如银行权属洋人，则路股必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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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一眼就看穿了盛宣怀的心思，他给盛宣怀回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铁路、银行为今日最大利权，人所艳羡者，独任其一，尚恐为众忌所归，一举兼营，群喙有词，恐非所宜。”[30]王文韶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语气也相当严肃：“铁路、银行，譬之陇蜀，陇尚未得，遂欲并蜀而有之，是众矢之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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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得陇望蜀让张之洞很生气。8月7日，张之洞突然召姚锡光到总督府，详细询问了刘鹗的家世与人品，与姚锡光反复讨论招募商股以及国际贷款的可能性。姚锡光跟刘鹗是老乡，自然为刘鹗说尽好话。张之洞让姚锡光给刘鹗发电报，让他马上到湖北商洽卢汉铁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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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一事，制府（张之洞）颇属意盛杏荪（盛宣怀），将令其督办，而何以命召云抟（刘鹗，字云抟）？又如此之急？”姚锡光回到家中，一直琢磨张之洞的反常举动，他意识到张之洞跟盛宣怀之间肯定有矛盾。很快，姚锡光就了解到，盛宣怀从汉阳铁厂到卢汉铁路，一直在要挟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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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锡光摸准了张之洞的心病，如果让盛宣怀“督办铁路，必由奏请朝命也，则必不受督抚节制，可单衔奏事，仿佛钦差督办铁路大臣”。更为关键的是，盛宣怀提议成立国家银行，“盖欲尽攘中国利权”不说，“一经奏定，必请官本，既领官本，仍必多方将官本销融净尽，易名商本，而实则商本其名，盖尽数攘为盛家之本”。在姚锡光看来，盛宣怀是要重演“攘窃招商轮船、中国电报利权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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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府见其嗜利无厌，要求无已，颇厌苦之。”在姚锡光看来，盛宣怀把张之洞给惹毛了。让刘鹗再度来武汉，这只是张之洞钳制盛宣怀的计谋而已。张之洞的幕僚们担心，国家银行成立后会被盛宣怀操控，“能操胜算，其利为盛杏荪攘去，自不待言；如不能操胜算，倒闭至几万万之多中必有洋款，则国家不得不承认，甚至割地偿债，俱未可知，其害有不可胜言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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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岂是盛宣怀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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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刘鹗到武汉当天就面见了张之洞，希望能承办汉阳铁厂、卢汉铁路这两个国家项目。同一天，盛宣怀给张之洞发来电报，说资金方面有三大难题，并称自己须到北京说明情况，“免得进场后交白卷，致伤中国体面”。盛宣怀在给张之洞撂挑子的背后，已经在北京进行了全面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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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招商局模式，铁路也实行“官督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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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盛宣怀痛心疾首地告诉翰林院侍讲、翁同龢的侄儿翁斌孙：“倘南北干路难绝洋股，有事之秋，彼必守公共例，禁运兵械粮食。”盛宣怀担心，如果交给华商去办，引入洋股，那卢汉铁路简直就成了资敌的工具，这可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政治跟军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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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就中进士的翁斌孙对盛宣怀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他马上到清政府执政集团高层去游说，希望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能够出面，让盛宣怀与直隶、湖广两总督“内外同心”。军机大臣翁同龢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盛宣怀，翁斌孙向盛宣怀转达了翁同龢的意见：“洋股不可混入。”手握财政大权的翁同龢还说：“若靠四人，一百年办不成，派一督办，立公司，借洋债，自是正办。”[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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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的一句话犹如判决书，如果失去户部的支持，张之洞的汉阳铁厂跟卢汉铁路计划就只能交白卷。盛宣怀同时还走了李鸿藻的门路，身为清流派的领袖，李鸿藻自然被盛宣怀拒绝洋股的骨气所感动。甲午海战期间，李鸿藻重返军机处，跟翁同龢站到了同一战线。张之洞又岂能忤逆李鸿藻？张之洞立即给盛宣怀发电，邀其速来武汉“详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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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到武汉后，张之洞将刘鹗、盛宣怀两人一起请进了总督府，让两人当场面商分办还是合办。盛宣怀在京期间也已经将刘鹗的资本底牌跟政治后台摸得一清二楚。刘鹗提出“国际贷款方案”，盛宣怀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洋债借不动”。张之洞当时应该已经了解到翁同龢与李鸿藻都站到了盛宣怀一边。于是，张之洞决定卢汉铁路由盛宣怀办，“刘鹗若集有华股数十百万，准其入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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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9月2日，张之洞、王文韶联名给光绪皇帝提交报告，两人指出：“铁路未成之先，华商断无数千万之巨股。”华商进行国际贷款与招募洋股本质上有差别，“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路归借债，路权仍属于我”，与其让华商以铁路抵押进行国际贷款，不如“款由官借，路由官造更直接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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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跟王文韶已经决定抛弃以刘鹗为首的四人，因为他们的资本背后都有洋人操持，路权容易落入洋人之手。张之洞他们建议设立铁路总公司，仿造轮船招商局模式：官督商办。两人推荐盛宣怀出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在招募商股的同时，进行国际贷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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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立即向总理衙门提交《拟办铁路说帖》，提出由铁路总公司募集四千万两，其中先募集商股七百万两，国有股三百万两，借贷财政资金一千万两，国际贷款两千万两。问题的关键是，“商股必在路成之日，有利可收，方能召集”；国际贷款需要工程过半时才能用路权进行抵借，所以卢汉铁路“必须先借官债千万，赶紧造轨，俟造成轨道一段，再向洋商贷借一款，拟以实抵，不作空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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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尚书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藻、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都站在了盛宣怀一边。当时出访欧美的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已经归国，他自然会支持盛宣怀，因为在盛宣怀南下武汉之前，一直在帮助李鸿章作出访准备工作。在欧洲访问期间，李鸿章跟比利时、法国的政要们洽谈了铁路借款事宜。很显然，李鸿章在出访之前，已经跟盛宣怀细商了争夺卢汉铁路督办权的事宜，甚至具体到了国际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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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立即召集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一致通过盛宣怀的铁路提案。1896年10月11日，朝廷批准设立铁路总公司，“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着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36]想当年，左宗棠就是以四品京堂候补开始发迹，最终入阁拜相。朝廷的任命一下，王文韶立即给盛宣怀发去贺电：“竖起脊梁立定脚，拓开眼界放平心。”[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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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出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后，马上跟国际资本进行谈判。最先找上门的是美国的华美合兴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柏许（A.W.Bash）。盛宣怀一开始跟柏许谈得相当愉快，但是，柏许“欲以包工渔利”，给盛宣怀写了一封密信，要给盛宣怀两百万两的贿赂。盛宣怀“当美总领事面前掷还原函”，搞得场面非常尴尬，“旋即罢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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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人恭佩珥、英籍德国人德璀琳也找上门来。恭佩珥愿意借出四百万英镑，利息四厘五，还可以打九折，条件是以后建造与京汉路连接的支路或粤汉路时“若借洋款”，给予恭佩珥所在的英国公司以优先权。比利时驻华官员听闻消息后，立即提出以利息四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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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立即陷入混乱之中，李鸿章出访沙俄时签订密约，沙俄要在东北修筑铁路，现在英国人又盯上长江流域，立即形成“俄踞北路，故英欲占南路”的格局。虽然贷款谈判中没有政府干预之词，但是贷款数额巨大，年限长久，强大的英国又“随时借端生波，渐图干预”，[39]更重要的是英国欲占粤汉路利以与香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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