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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盛宣怀痛心疾首地告诉翰林院侍讲、翁同龢的侄儿翁斌孙：“倘南北干路难绝洋股，有事之秋，彼必守公共例，禁运兵械粮食。”盛宣怀担心，如果交给华商去办，引入洋股，那卢汉铁路简直就成了资敌的工具，这可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政治跟军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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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就中进士的翁斌孙对盛宣怀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他马上到清政府执政集团高层去游说，希望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能够出面，让盛宣怀与直隶、湖广两总督“内外同心”。军机大臣翁同龢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盛宣怀，翁斌孙向盛宣怀转达了翁同龢的意见：“洋股不可混入。”手握财政大权的翁同龢还说：“若靠四人，一百年办不成，派一督办，立公司，借洋债，自是正办。”[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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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的一句话犹如判决书，如果失去户部的支持，张之洞的汉阳铁厂跟卢汉铁路计划就只能交白卷。盛宣怀同时还走了李鸿藻的门路，身为清流派的领袖，李鸿藻自然被盛宣怀拒绝洋股的骨气所感动。甲午海战期间，李鸿藻重返军机处，跟翁同龢站到了同一战线。张之洞又岂能忤逆李鸿藻？张之洞立即给盛宣怀发电，邀其速来武汉“详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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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到武汉后，张之洞将刘鹗、盛宣怀两人一起请进了总督府，让两人当场面商分办还是合办。盛宣怀在京期间也已经将刘鹗的资本底牌跟政治后台摸得一清二楚。刘鹗提出“国际贷款方案”，盛宣怀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洋债借不动”。张之洞当时应该已经了解到翁同龢与李鸿藻都站到了盛宣怀一边。于是，张之洞决定卢汉铁路由盛宣怀办，“刘鹗若集有华股数十百万，准其入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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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9月2日，张之洞、王文韶联名给光绪皇帝提交报告，两人指出：“铁路未成之先，华商断无数千万之巨股。”华商进行国际贷款与招募洋股本质上有差别，“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路归借债，路权仍属于我”，与其让华商以铁路抵押进行国际贷款，不如“款由官借，路由官造更直接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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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跟王文韶已经决定抛弃以刘鹗为首的四人，因为他们的资本背后都有洋人操持，路权容易落入洋人之手。张之洞他们建议设立铁路总公司，仿造轮船招商局模式：官督商办。两人推荐盛宣怀出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在招募商股的同时，进行国际贷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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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立即向总理衙门提交《拟办铁路说帖》，提出由铁路总公司募集四千万两，其中先募集商股七百万两，国有股三百万两，借贷财政资金一千万两，国际贷款两千万两。问题的关键是，“商股必在路成之日，有利可收，方能召集”；国际贷款需要工程过半时才能用路权进行抵借，所以卢汉铁路“必须先借官债千万，赶紧造轨，俟造成轨道一段，再向洋商贷借一款，拟以实抵，不作空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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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尚书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藻、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都站在了盛宣怀一边。当时出访欧美的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已经归国，他自然会支持盛宣怀，因为在盛宣怀南下武汉之前，一直在帮助李鸿章作出访准备工作。在欧洲访问期间，李鸿章跟比利时、法国的政要们洽谈了铁路借款事宜。很显然，李鸿章在出访之前，已经跟盛宣怀细商了争夺卢汉铁路督办权的事宜，甚至具体到了国际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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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立即召集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一致通过盛宣怀的铁路提案。1896年10月11日，朝廷批准设立铁路总公司，“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着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36]想当年，左宗棠就是以四品京堂候补开始发迹，最终入阁拜相。朝廷的任命一下，王文韶立即给盛宣怀发去贺电：“竖起脊梁立定脚，拓开眼界放平心。”[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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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出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后，马上跟国际资本进行谈判。最先找上门的是美国的华美合兴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柏许（A.W.Bash）。盛宣怀一开始跟柏许谈得相当愉快，但是，柏许“欲以包工渔利”，给盛宣怀写了一封密信，要给盛宣怀两百万两的贿赂。盛宣怀“当美总领事面前掷还原函”，搞得场面非常尴尬，“旋即罢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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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人恭佩珥、英籍德国人德璀琳也找上门来。恭佩珥愿意借出四百万英镑，利息四厘五，还可以打九折，条件是以后建造与京汉路连接的支路或粤汉路时“若借洋款”，给予恭佩珥所在的英国公司以优先权。比利时驻华官员听闻消息后，立即提出以利息四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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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立即陷入混乱之中，李鸿章出访沙俄时签订密约，沙俄要在东北修筑铁路，现在英国人又盯上长江流域，立即形成“俄踞北路，故英欲占南路”的格局。虽然贷款谈判中没有政府干预之词，但是贷款数额巨大，年限长久，强大的英国又“随时借端生波，渐图干预”，[39]更重要的是英国欲占粤汉路利以与香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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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跟北京中央高层的意见一致，决定拒绝英国接纳比利时借款。可是比利时很快就反悔了，将利息提高到五厘，没有折扣，还要国家作保。清政府执政精英以为比利时是小国，尽管利息上要的多一点，但是不会以武力跟外交来干涉借款。不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比利时银团中有俄、法两国的资本，俄、法、比三国当时在远东国际关系中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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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筹建通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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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商业盟友郑观应敏锐地意识到，“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郑观应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说，“银行为百业总枢，借以维持铁厂、铁路大局，万不可迟。”张之洞跟王文韶批评盛宣怀得陇望蜀，郑观应却担心盛宣怀会在设立银行方面动摇，还特别强调银行“与铁路，铁厂相表里，亦属利薮，迟为捷足先登，诚为可惜”。[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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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谈判进展艰难，于是盛宣怀在给张之洞、王文韶的电报中再次提出：“银行与铁路，互相维系，应归一手，必须归其一人统一经营，才互有裨益，如不如此，亦必两难。”银行不归我，铁路也干不了，盛宣怀的狠话刺激了两位大佬，一旦让赫德的银行计划得以实施，那将是中国工商业的灾难，因为赫德“有海关在手，华商必为笼络”，欧美资本也会选择跟拥有海关财权的赫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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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2月29日，盛宣怀同时向李鸿章、张之洞、王文韶三位帝国大佬写了长信，再次地重复“银行为诸务枢纽，开关互市，岂有聚吾国商民之财付诸英、德、法各国银行之手”？[41]盛宣怀在信中强调银行、铁路综于一手的重要性，指出银行不仅可以吸引华商大贾的资金，以全方位促进铁路等建设，更重要的是可以抵制国际资本独揽中国银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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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之洞、王文韶面前发狠话的时候，盛宣怀“已暗招数十富商大贾，得实在华股三百万两”。他在给李鸿章的私信中明确保证，自己完全有能力开设中国人自己的银行。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被盛宣怀感动，很快就给盛宣怀下发了筹办银行的谕旨，“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后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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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下达组建银行的命令时，比、俄、法联盟开始向北京方面施加压力，欲将盛宣怀拖入贷款旋涡，令其难以在短期内组建中国人自己的银行。这三国分工合作，比利时方面提出贷款要国家海关作保，利息提高到五厘，款项由正在组建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俄法两国还让比利时方面索要粤汉筑路权，并提出中比双方争端由法国人公断。如此一来，沙俄控制了卢汉铁路财权，法国人掌握了借款合同的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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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决定改变策略，他一方面电令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资本接触，谈判成熟便立即签订条约；另一方面停止与比利时驻中国首席代表俞贝德谈判，并声明保留因延误导致亏损的权利。[42]同时，盛宣怀还组建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会，任命张振勋、严信厚、叶澄忠、施则敬、朱佩珍、杨廷杲、严潆、陈猷八人为总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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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5月27日，通商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天津、汉口、广州、汕头、镇江、北京等多个城市开设分行。到1898年，银行成立一周年时，通商银行的股息可达八厘，存款利息可达五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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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银行成立，及粤汉铁路、苏宁铁路分别跟美英签署合约后，比利时人慌了，立刻向总理衙门提出“自愿俯就”，比利时国王亲自给李鸿章发来电报，表示“深愿此事之成”，比利时的盟友沙俄跟法国的驻华公使也不断斡旋，比利时驻华公使甚至承认其“公司偏执错误”，答应除了利息为五厘之外，别无任何附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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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26日，盛宣怀在上海跟俞贝德签署了《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合同共29款，约定比利时提供四百五十万借款，年利息五厘，打九折。中国铁路总公司以铁路、车辆、料件、行车进款来担保，贷款一经全还，所有合同即时作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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