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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光绪皇帝退位的决定公布后，商人们最先站出来反对。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以候补知府衔联合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名改革精英和商界名流，联名要求朝廷收回成命，恳请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坚持亲政。“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5]。慈禧太后非常愤怒，当天下令通缉经元善。经元善逃到澳门避难，北京方面又行文澳门葡萄牙总督，于是经元善遭当局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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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距离光绪皇帝退位的日子还有四天，英、法、德、美、日等多国驻华公使共同向总理衙门提交外交照会，抗议清政府的上谕给民众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会让民众认为“中国政府对义和团和大刀会这样的结社抱有好感”。尤其是在光绪皇帝的废立问题上，列强跟北京方面一直对立，驻华公使们担心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会利用民间社团对各国进行报复，于是在照会中强烈要求清政府“下令指名对义和拳和大刀会进行全面镇压和取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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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月31日，北京举行了“立大阿哥”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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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美等国驻华公使拒不参加典礼，也拒绝承认溥儁的合法地位，致使清政府执政集团同欧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更糟糕的是，袁世凯在山东对义和团、大刀会采取高压政策，导致大量的义和团成员向外省转移。各省地方官均采取了“驱狼”策略，最终导致义和团扑向直隶。3月2日，英、美、德、法、意五国驻华公使再度向总理衙门施压，声称如果中国政府再不能有效镇压义和团，他们将采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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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要向洋人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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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公使们一直担心的事情很快发生了。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命案，三名教民被杀害，法国驻京主教樊国梁却向直隶总督府控告，说是被杀教民多达六十八人。直隶总督派出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镇压，数千名义和团成员设伏杀了杨福同，涞水戕官震惊朝野。1900年5月27日，约3万名义和团成员破坏了直隶中部卢保铁路，并占据了涿州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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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5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跟总理衙门大臣奕劻进行了会晤。从郡王晋升到亲王，奕劻在朝廷中一直谨小慎微，奕、奕譞相继去世后，奕劻在总理衙门这个平台上的影响力开始显现，跟驻华公使们的关系变得融洽，而且倾向于改革。没想到慈禧太后要罢黜光绪皇帝，以载漪为首的皇族新势力迅速崛起，奕劻又被迅速边缘化，沦落为外交发言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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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在谈到义和拳的时候，所用的毫无希望和无能为力的语气，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所以我回到使馆之后，便致电舰队司令，询问他是否能够再拨给七十五名士兵。”与奕劻的整个会晤过程令窦纳乐相当失望，而且在窦纳乐看来，“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他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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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精英跟商界名流们的罢市、罢工没能够阻止政治怪兽的疯狂。从1900年5月中旬开始，以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保守派开始招引义和团入京，在载漪眼中，洋人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废立皇帝是爱新觉罗家族自己的家务事，洋人既然要插手，那就让痛恨洋人的义和团去收拾他们。义和团进入北京后，开始包围使馆、教堂，烧杀抢掠不断，致使京城秩序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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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纳乐会见奕劻的当天，盛宣怀给光绪皇帝发了一封急电：“今匪患已著，若再姑容，恐各省会匪愈炽，内外勾结，或有举动，更恐各国推广保护使馆之议，派兵分护商埠、教堂、铁路，何堪设想！似宜趁各省土匪尚未联合，外人尚未启齿，即就现在有力，克期肃清畿辅，消外衅而遏效尤。”[9]义和团杀杨福同后，将涿州至卢沟桥的铁路、车站、机厂全行毁灭，盛宣怀担心战争一开，电报、铁路都将被暴民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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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彻底地失去了政治外交的作用，奕劻也成为了摆设。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永定门被刺杀。“各使馆外人，尤大哗愤，群起向总署诘责，问我政府究竟有无保护外人能力，当局支吾应付。”[10]慈禧太后立即下令，武装护送使馆人员赴天津，各国公使遵循国际惯例，到总理衙门辞行。这时，德国公使克林德行至总布胡同时，却被一名士兵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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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方面勒令官员遣散义和团，一方面又下令对“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管束”。在多次的御前会议上，以载漪、刚毅为首的清政府新贵急于将溥儁推上皇帝宝座，控制御前会议的发言权，他们主张利用义和团打击洋人，而以奕劻为首的总理衙门则不敢多言，到了6月20日，涌入北京城的义和团已经“不下数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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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凌晨，慈禧太后亲自主持御前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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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启秀把草拟了多日的宣战上谕底稿“由靴里呈出”，慈禧太后“览后，慈颜甚善”，[12]她站起来对着王公大臣慷慨地说：“今日衅自彼开，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豫乎？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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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来说，御前会议应该是集体讨论，可是在6月20日的御前会议上，除了启秀呈上宣战书，整个过程没有一位王公大臣发言，全是慈禧太后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言说，这次御前会议变成了慈禧太后的战前誓师大会。慈禧太后下令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五位年轻的京官上书反对，载漪上奏将其处决。王文韶出面为这些京官说情，载漪还指控王文韶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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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迅速集结部队，命令聂士成部淮军武毅军为前军，驻芦台；董福祥部甘军为后军，驻蓟州；宋庆部毅军为左军，驻山海关内外；袁世凯部新建陆军为右军，驻天津小站。荣禄亲自统率从八旗改组而来的中军，驻南苑。步军统领衙门进行京师一级警戒。同时，日、俄、英、美、法、奥、意也开始抽调驻扎在中国沿海的军队，由德国派人担任联军总司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任命瓦德西元帅为联军总司令，向北京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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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5日，载漪带领60多名义和团成员闯到光绪皇帝临时居住地宁寿宫。义和团成员大声鼓噪，扬言找“二毛子”，请光绪皇帝出宫。在鼓噪中，义和团成员扬言杀尽洋鬼子徒弟，杀洋鬼子朋友，甚至“呼帝为鬼子徒弟”，[13]欲杀之。载漪欲借义和团之手杀掉光绪皇帝，推其子溥儁登基。宁寿宫杀声震天，最后慈禧太后亲自出面干涉，光绪皇帝才得以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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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纵横捭阖，谋划互保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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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一直在为各国利益争吵不休，英国为了确保长江流域以及华南地区的既得利益，拉拢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策划东南互保。香港总督卜力授意立法局华裔议员何启草拟《平治章程》，建议兴中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据两广独立。他还亲自与兴中会骨干陈少白密商，准备请孙中山帮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论。李鸿章幕中要员刘学询函邀孙中山赴广东“协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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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是三大总督在同英国接触，实际上盛宣怀才是东南互保的导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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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围攻宁寿宫的前一天，盛宣怀给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发出了内容相同的一封密电：“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14]三位重臣看法惊人的一致：“以一敌众，理屈词穷。”他们认为如果列强借口保护公使和在华利益出兵，北京政权将“全局瓦解，即在目前”。盛宣怀不断跟各国驻上海领事磋商东南互保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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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围攻光绪皇帝的当天，盛宣怀再度给以李鸿章为首的三位重臣发出密电：“今为疆臣计，如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但是6月21日北京方面已经下诏，令各省督抚“招义民御侮”，“联络一气保疆土”。盛宣怀觉得东南互保是权宜应之，以安抚列强，这样不会违背朝廷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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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给盛宣怀回电：长江一带只有会匪，并无可恃义民，“敝处意见相同”，北方必坏，对东南互保之议，愿“列敝衔”。刘坤一回电称，“欲保东南疆土，留为大局转机”，非盛宣怀的方案不可。江苏巡抚鹿传霖给盛宣怀发电报称，“此时江海各处，唯有力任保护”，才能有所补救。李鸿章回电，毫不客气地称6月21日的“招义民御侮”之诏为“矫诏”，“粤断不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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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6日，盛宣怀定立了《东南互保章程九款》，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财产为主”，各督抚“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很快，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遵旨联络一气，力保东南”，洋人“亦允不兵相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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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大佬结成东南互保联盟后，盛宣怀又不断地向其他地方督抚推销自己的互保联盟。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巡抚刘树棠、江苏巡抚鹿传霖、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均加入互保联盟。袁世凯赞扬互保是“维持国祚”之大计，批评慈禧太后“以一敌八”简直就是“孟浪”行为，“自取覆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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