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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让帝国的工业改革进入停滞状态，卢汉铁路的比利时贷款因为沙俄、法国、比利时跟中国都是交战国，所以一分都没有到账，导致铁路修建毫无进展。汉阳铁厂在战争期间生产的铁轨堆积在仓库，导致其经营更加困难。盛宣怀突然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从萍乡修一条通往汉阳的铁路，专门用于煤炭运输，如此一来就可以形成煤铁开采、钢铁冶炼、铁路建设的工业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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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钱是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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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打听到了盛宣怀欲借款的绝密信息，他们提出，只要以大冶铁矿为担保，德国可以借银五百万两。盛宣怀一听高兴坏了，五百万两简直就可以再造一座汉阳铁厂。不过，西泽公雄很快得到了德国人跟盛宣怀秘密商洽借款的消息，立即密告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借款之举，吾日本能著先鞭，是为上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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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公雄详细地向日本外务省阐述了自己的担心：第一次正金银行贷款的终止让日本失去了一个通过资本控制汉阳铁厂的机会，尽管与中国签订了《煤铁互售合同》，但双方如果因矿石成分与价格达不成协议，合同就有可能失效。要想实行对大冶铁矿的完全控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贷款给汉阳铁厂，使汉阳铁厂的资产变成日本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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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公雄的担心很快就成了现实。1900年8月，日德军舰在石灰窑江面剑拔弩张之时，张之洞突然提出要修改《煤铁互售合同》的时限。当初签约时，日本方面提出双方合同执行期为15年。很快，矿师们发现萍乡的煤炭质量上乘，没必要采购日本的煤炭。于是，张之洞提出将《煤铁互售合同》的执行期缩短到5年，合同到期需对矿石售价再行商定，若商定不成，该合同将失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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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留给日本人的印象是手握经卷，夸夸其谈。没想到在帝国北方布满了联军铁骑之时，张之洞却心生妙计，利用日德在汉江相争之时突然下手，日本人如果不接受张之洞的条件，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马上可以抛弃日本，跟德国签署合约，更何况德国方面已经抛出了诱人的贷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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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风云变幻让日本内阁神经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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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寿太郎在给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密电中警示：“冶矿倘或落入外人之手，则实为极严重的问题，因此，为了确立我方权利，务望全力以赴。”小村寿太郎电令日本垄断资本企业大仓组和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立即同盛宣怀洽谈贷款。盛宣怀派出自己的侄儿、已经接任汉阳铁厂总办的盛春颐出面，在武汉同濑川浅之进、大仓组驻汉口代表橘三郎进行了谈判。盛春颐提出，现在汉阳铁厂要借贷三百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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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1月，橘三郎回到东京。日本外务省、农商务省的高级官员听取了橘三郎的情况汇报，了解到汉阳铁厂原则上同意用大冶铁矿作为抵押物，贷款三百万日元。在日本内阁的安排下，橘三郎还与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和田维四郎、三菱洋行门司分行经理高田政久两人进行了商洽，就铁矿石交易、贷款出借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划。[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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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5月，濑川浅之进密电日本外务省新任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就大冶铁矿抵押贷款一事向外务省请示，并进一步向外务省建议贷款的抵押物可以追加萍乡煤矿和即将修建的萍乡至湘潭的铁路。濑川浅之进在密电中提出：“若从在湖南、江西两省建立扶植帝国势力之基础而言，萍乡之矿山和该地之铁路，相信亦属大有希望之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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濑川浅之进的密电发回日本没几天，第四次组阁的伊藤博文内阁倒台，日本政坛陷入混乱状态，经济危机狠狠地打击了日本的造船、铁路等重工业。日外务省总务长官内田康哉给八幡制铁所长官和田维四郎写了一封非常无奈的私信：“贷出三百万元，颇有困难”，半个月之后内田康哉给濑川浅之进也写信诉苦：“对贷款作出决定，实系最不适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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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如梦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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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月30日，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终于浮现出一丝曙光，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诏书以雄辩的文字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祖宗之法也不是不可变的，而且列祖列宗也是在不断地变法。变法上谕字字深情，感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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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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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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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夜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将此通谕知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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