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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留给日本人的印象是手握经卷，夸夸其谈。没想到在帝国北方布满了联军铁骑之时，张之洞却心生妙计，利用日德在汉江相争之时突然下手，日本人如果不接受张之洞的条件，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马上可以抛弃日本，跟德国签署合约，更何况德国方面已经抛出了诱人的贷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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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风云变幻让日本内阁神经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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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寿太郎在给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密电中警示：“冶矿倘或落入外人之手，则实为极严重的问题，因此，为了确立我方权利，务望全力以赴。”小村寿太郎电令日本垄断资本企业大仓组和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立即同盛宣怀洽谈贷款。盛宣怀派出自己的侄儿、已经接任汉阳铁厂总办的盛春颐出面，在武汉同濑川浅之进、大仓组驻汉口代表橘三郎进行了谈判。盛春颐提出，现在汉阳铁厂要借贷三百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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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1月，橘三郎回到东京。日本外务省、农商务省的高级官员听取了橘三郎的情况汇报，了解到汉阳铁厂原则上同意用大冶铁矿作为抵押物，贷款三百万日元。在日本内阁的安排下，橘三郎还与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和田维四郎、三菱洋行门司分行经理高田政久两人进行了商洽，就铁矿石交易、贷款出借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划。[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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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5月，濑川浅之进密电日本外务省新任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就大冶铁矿抵押贷款一事向外务省请示，并进一步向外务省建议贷款的抵押物可以追加萍乡煤矿和即将修建的萍乡至湘潭的铁路。濑川浅之进在密电中提出：“若从在湖南、江西两省建立扶植帝国势力之基础而言，萍乡之矿山和该地之铁路，相信亦属大有希望之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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濑川浅之进的密电发回日本没几天，第四次组阁的伊藤博文内阁倒台，日本政坛陷入混乱状态，经济危机狠狠地打击了日本的造船、铁路等重工业。日外务省总务长官内田康哉给八幡制铁所长官和田维四郎写了一封非常无奈的私信：“贷出三百万元，颇有困难”，半个月之后内田康哉给濑川浅之进也写信诉苦：“对贷款作出决定，实系最不适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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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如梦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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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月30日，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终于浮现出一丝曙光，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诏书以雄辩的文字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祖宗之法也不是不可变的，而且列祖列宗也是在不断地变法。变法上谕字字深情，感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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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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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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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夜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将此通谕知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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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孤独与恐惧让慈禧太后清醒了，清政府贵族从满洲八旗入关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从军事武装集团向官僚集团转变后，形成了一个以清政府执政精英为首的利益集团，直至太平军造反，国家分化成了两个派系的集团：清政府跟汉族武装集团。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的保守派反对利益重组式的政治改革；汉族武装集团在战争结束后，为了取得持续的政治筹码，大力推动经济改革，企图掌握国家的经济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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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不保的统治者会是最真诚的改革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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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汉族武装集团从军事集团向政治集团转变的过程。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政治钳制术让李鸿章和左宗棠相互倾轧。汉族武装集团的转变过程相当悲剧，曾经的战场悍将成了效率低下的官僚，先进的火器难以装备出精锐的现代化军队，中法战争、甲午海战分别将左宗棠、李鸿章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从1883年中法战争后，中国改革陷入原地踏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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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激进的康有为选择了没有实权的皇帝。光绪皇帝试图通过股票来检验王公大臣们的忠诚，但却最终流产。伊藤博文为了日本钢铁工业来中国谈生意，慈禧太后却担心伊藤博文会把自己当成中国的宰相。这一连串滑稽可笑、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事件，最终成了权力争夺的发酵剂，慈禧太后连夜发动政变囚禁皇帝，戊戌变法也最终喋血收场。现在，慈禧太后终于要跟光绪皇帝一心搞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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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登基那一年，军机大臣文祥在临死前给皇帝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希望中国仿照西方议会制，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文祥的秘密报告反映出了统治精英内心的焦虑。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统治精英中的开明派不得不集中国内有限的经济跟财赋资源，来推动与国防有关的军事工业的发展，这种牺牲资源有效配置的改革，会进一步拉开统治阶层跟民众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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