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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铁厂成了盛宣怀对付袁世凯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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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官场宣扬，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是“肥壤”，汉阳铁厂是“瘠土”，汉阳铁厂的投资人基本都投资了轮船和电报，轮、电与铁厂“互为济用”，“相为钩连”，一旦北洋夺走了“肥壤”，留下的“瘠土”是不能长久的。[35]盛宣怀这一招无疑是挑动了直隶、湖广两大总督的利益神经，一旦袁世凯夺走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商人们就要从汉阳铁厂撤资，那张之洞的卢汉铁路伟业将成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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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要控制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商人的利益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盛宣怀跟袁世凯争斗期间，津沪电报局的面值一百元的股票市价达到一百五六十两，“中外买者纷纷”，甚至有人将股价炒到了一百七八十两。盛宣怀让袁世凯按照股票市价另给商人利息以予补偿，仅二十一省的电报线价值就超过二百五十万两，两家大型企业的收购成本超过五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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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们看准了商机，疯狂地投资轮船招商局与津沪电报局的股票。盛宣怀给袁世凯出了一道难题，北洋如不现金赎回，强行控制将“阻塞商务”，也将严重违背慈禧太后推行的新政。而一直惦记中国航运和电报控制权的洋商们也蠢蠢欲动，“颇想从中攘夺”，一旦洋人高价收购了轮船与电报股权，李鸿章推行的改革将付诸流水。而袁世凯也将触及朝廷禁令：轮船、电报股权不能落入洋商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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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制是清政府执政精英跟袁世凯排挤盛宣怀的杀手锏，盛宣怀一方面煽动舆论，疯狂拉升股票价格，给袁世凯制造很高的现金收购门槛；另一方面对袁世凯声明，“某本不愿权利久操，为世指目”。[36]为了确保自己的计划能够成功，盛宣怀暗中策动清政府执政精英中的领袖荣禄，“草木余生，极应知难而退”，可是“数载以来，受朝廷特达之知，蒙中堂（荣禄）期许之厚，只有当一日差尽一日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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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撤离北京后，荣禄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绝对领袖，是慈禧太后推行改革的左膀右臂。盛宣怀明知袁世凯跟荣禄的关系非同一般，却冒险走荣禄的门子，由此可以窥见盛宣怀对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主导权的重视非同一般。他对北京一位副部级官员抱怨，“日本商务大旺”，而中国只有两家公司，现在中央跟袁世凯强推“国进民退”，“必欲毁之而后快”。[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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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很快发现，袁世凯也走了荣禄的门子。汉族官僚集团的内讧正是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最乐见的局面，因此荣禄没有作出任何裁决。盛宣怀相当沮丧，但还是继续在北京中央高层制造舆论，商办电报在“多事之秋”毫无阻滞，“机密绝无迟漏”，“改归官办，非有强兵力不能自守”，一旦发生战争，“则他人通消息而我不通，此军务时一大弊也”。更为要命的是，一旦中央跟地方政府要强推“国进民退”，“若不付给现款，恐股票即为外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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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很快就提出了一个股权重组方案，商人持有百分之五十的商股，政府收购百分之五十的商股。袁世凯担心轮船招商局跟津沪电报局的财务有问题，提出政府收购部分“尚须核减”。袁世凯的重组方案立即暴露出其地方财力不足的弱点，盛宣怀嘲笑袁世凯企图“坐收现成之利”。盛宣怀将袁世凯的重组方案提交给商人，“签名者不及四分之一，其中愿领回票价者居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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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前，商人都依附在洋商名下苟活，之后开始大量参与汉族集团的经济改革，逐渐跟汉族武装集团形成一个改革联盟。在商业利益迅速加强的过程中，商人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主张。在执政者眼中，资本干预政治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倾向，所以他们要通过“国进民退”来给商人戴上一个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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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失望了，无论是中央还是北洋，“国进民退”之策已成定局。袁世凯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态度很坚决，“款已筹齐，定归官收”。但袁世凯在给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密电时，却安慰董事会的高管们，“只要易一督办而已”。[39]1903年1月15日，清政府执政精英选择了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后面，又给袁世凯增加了一个电政大臣的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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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的任命一下，袁世凯立即派出直隶布政使吴重憙为驻沪会办大臣。吴重憙身为北洋驻上海首席代表，一到上海就接收了津沪电报局的管理大权。盛宣怀口中的“肥壤”轮船招商局也迅速被北洋掌控。袁世凯吞下“肥壤”后，担心商人们会远离自己，所以希望同张之洞结成政治联盟，并决定收下“瘠土”汉阳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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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提交守制报告时，北京方面保留了盛宣怀铁路督办的职务。夺了盛宣怀轮船和电报的控制权后，袁世凯又找了一帮说客，希望能够说服其交出汉阳铁厂、卢汉铁路的管理控制权。盛宣怀立即给袁世凯发电：“今之议者，皆云铁厂宜交慰帅（袁世凯字慰亭）一手办理。”袁世凯毫不客气，给盛宣怀回电表示“愿自任”铁路督办。与此同时，国际国内谣言四起，攻击袁世凯以权牟利。盛宣怀借着谣言警告袁世凯：“皆谓我公以石压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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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驻华使馆医生多德福进入紫禁城那一天起，大清帝国再无秘密，帝国执政者的一言一行都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袁世凯曾经是淮军集团的中坚分子，跟荣禄结盟后迅速成为清政府执政精英的座上宾。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被传出“以石压卵”，很容易遭致国际社会的谴责。很快，袁世凯就弄明白了造谣者是谁，盛宣怀却卷入了造谣者更大的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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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屈桂庭撰：《诊治光绪皇帝秘记》，载1937年《逸经杂志》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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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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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奉宸苑值宿档》，“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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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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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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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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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祝芾：《庚子教案函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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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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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盛宣怀：《愚斋存稿》卷26，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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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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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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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景善：《景善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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