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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外债。没办法，留给中国的只有借外债这一条路。盛宣怀一直跟国际银行家们谈判贷款问题，对国际通行的金本位制早已了然于胸。现在，北京方面将货币大权收归中央，意在限制地方督抚的过度膨胀。如果中央为了推行金本位制进行国际贷款，巨额的贷款谁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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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但在清政府执政精英看来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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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强收改革大权，督抚违命架空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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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回銮后收到一份报告：“各省事权寄在疆吏，朝廷以情形不同，每有政令辄付督抚，或务名而不复实，或谋始而不图终。”报告出自清政府执政集团一位少壮派之手，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已经对地方督抚权力过大、政府管理收效甚微的局面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中国不欲振商务则已耳，苟欲振兴商务，必得一脉贯通，中无阻隔”[26]，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们希望将工商改革大权收归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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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9月7日，大清帝国商部成立，庆亲王奕劻之子、御前大臣载振出任商部尚书，状元黄思永、张謇出任商部高级顾问。商部的管辖事务涉及农务、工艺、商务、铁路、矿务、税务、货币银行等多个方面。外务部一直分管商务，可惜权力虚化，实权皆在地方督抚之手，载振掌管商部总算是替其父奕劻重拾改革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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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部这两位顾问给慈禧太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并指出，现在工商业均由地方督抚们掌管，资源、资本的浪费情况相当严重，督抚们为了垄断地方利益，经常会排斥中央政策，这导致中央改革难以落到实处。商部顾问建议商部在各地设立商局，由商部垂直领导，这样一来既提高了商部的管理效率，又能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加快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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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立即批准了顾问们的报告，下令裁撤路矿总公司，把所有路矿事务统归商部管理。由汉阳铁厂、卢汉铁路及相关企业组成的庞大的工业集团是张之洞柄权的重要筹码，自然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少壮派改革的重点。路矿大权只是清政府少壮派集权化的一个开始，商部在各地设立商局的真正目的是，要将地方督抚们的政绩工程主导权收走，地方督抚们将再度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管理地方事务的家奴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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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成为商部改革的第一个受害者，他头上唯一保留的铁路监督一职自然成了空头衔。盛宣怀对商部的改革不以为然，在他的眼中，黄思永和张謇都不成气候。之前，黄思永推动发行昭信股票，最后却成了戊戌变法失败的诱因，直接导致了地方督抚跟皇帝的分裂。张謇就更不值得一提，此人一度希望能跟盛宣怀合作，未曾想身无分文，流落到在上海卖字才得以回家的地步。盛宣怀开始不断地跟张之洞、刘坤一沟通，嘲讽商部的新计划就是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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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少壮派为了控制地方改革之权，决定向上海、汉口商务局派出管理人员。上海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辖区，是帝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汉口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辖区，是帝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刘坤一、张之洞见状，决定联手反击北京行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载振最后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商务局总办由督抚选派，再由商部批准任命，商部吸收商务局总办为商部议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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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跟湖广总督的示范效应犹如病毒一般传播开来，地方督抚们敏锐地意识到，控制商务局可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与地位，于是他们仿效两江与湖广的做法，对北京派出的官员拒绝接纳。商务局无论督办、总办、会办，还是提调、委员，督抚们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名为“选派通达时务，熟识商情人员”充任，事实上，地方督抚们都以候补道、府作为驻局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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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商务局的创办和用人权全部被督抚们控制，商部完全被架空。少壮派们发现，“局为官设，仍用候补人员，不用商董”，“官与商视如秦越，商情甘苦终难上达”[28]，更为要命的是，地方督抚们选派入商局的官员还成为了商部议员，可以参与重大的商务改革决策、监督，这些人成了地方督抚安插在决策层的钉子，地方督抚通过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北京方面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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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岑春煊就是一个典型的督抚刺儿头。当时，东南亚巨富张煜南筹备广厦铁路，岑春煊就以张煜南没与地方官及督抚商办为由，要张煜南将筑路方案交予地方会商核夺。岑春煊当时出任两广总督才几个月，需要巩固自己在地方的权力，所以经常通过文件往来的方式冷处理北京派到两广的商务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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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更是第一个跳出来，拒绝交出路矿权。当时，商部发文要求各条铁路的分管大臣们将各条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履历进行登记造册，写下切实的考评送抵商部，对自行筹办的铁路，由商部核察，对官办铁路则“密派干员分途查察”。袁世凯拒绝商部派出官员担任铁路领导，甚至弹劾商部“侵越权限”，对商部派来核察的商部官员“只准专司稽察，不得干预路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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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部的改革一开始就被地方督抚们架空了，商部将资源、资本收归中央的配置计划也同样落空。各地海关税赋也被督抚们以各种理由截留，中央财政的赤字一年比一年糟糕。盛宣怀的问题一下击中了清政府执政精英的软肋，没有黄金储备的金本位改革就是一句空话。盛宣怀在跟精琪会谈的时候坚持一条原则，中国货币改革绝不允许“外人干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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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改引发的反扑，帝国官员成了造币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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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还到汉口、广州、天津、厦门、芝罘等地进行了调研，拜访了10位总督、巡抚及12个省的地方官，在跟地方督抚们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精琪发现，官员们都强烈反对外国人参与中国的币制运营。其实早在1903年夏天，驻法公使孙宝琦就批评国际汇兑委员会无视中国主权，欧美各国议会商讨中国货币改革是干涉中国内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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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权问题方面，精琪的改革方案无疑刺激了传统官僚的神经，张之洞是反对最强烈的总督。他在给北京提交的报告中言辞激烈，抨击精琪借币制改革之机，将有关资料向各国公开，这是列强欲将中国作为共同贸易市场、掌握中国财权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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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回到北京后，向清政府执政集团解释，币制改革的方案是应中国政府之邀做出来的，外籍专业人士是美国总统派来协助中国币制改革的，不是出于对中国主权的蔑视。针对最早方案中有列强监督、干涉货币运行的内容，户部、商部等多个部委的高级官员成立了汇兑中国委员会，从6月20日到8月24日，精琪同中国委员会进行了20多次会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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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个月的会谈，精琪成功说服了清政府执政精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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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24日，精琪与户部尚书赵尔巽进行了最后的会谈。“因办新圜法，非有专门之人不可，决非有意夺中国主权。”精琪再度声明，自己只是协助北京推动货币改革。赵尔巽也肯定了精琪在人事安排上的正当性：“中国如办新圜法，必须聘用专门外国人，聘用专门洋人，立定权限，决不侵中国主权。”赵尔巽的肯定代表了朝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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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之所以肯定精琪的方案是因为，与银本位制相比，金本位制能多出15%以上的铸造利益率，精琪认定，“在当前的财政状态下政府怎能无视这笔收益呢？”地方督抚们铸造的各种货币并不会立即被禁止流通，跟金银等价的新币不过是另一个“新种类的银两”，不需要担忧会因此带来混乱。更何况选择银本位制，新的货币会跟随国际银价变动而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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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提出的黄金储备方案是通过外债解决。精琪建议中国将关税收入、烟酒专卖利权、矿山利权、铁路进行抵押，同时中央财政加收地丁钱粮，以及新设各种租税。很显然，精琪不了解中国国情，矿山、铁路的主导权都在地方督抚，商业税在围剿太平军时已经落入地方督抚之手，新征收的租税是为了实现中央统一货币，地方督抚们岂能拱手将地方利益送给中央，让中央拿着租税再来剥夺地方的铸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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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25日，精琪离开北京回美国，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奕劻在最后一刻都没有给精琪一个明确的答案。[33]精琪回到华盛顿时收到了奕劻的来信，奕劻在信中对精琪的改革方案表示了充分肯定，甚至表示中国政府有必要采用精琪的方案。可主权问题成了地方督抚拒绝精琪方案的最好借口，尽管北京方面在货币改革方案中严格规定了聘用的外籍专家不能越权，但督抚们还是站到了张之洞一边。所以，奕劻在给精琪的信中也不得不对整体方案持保留意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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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何尝不想立即推动货币改革呢？当时，整个政府因为汇率损失而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无论是赔款还是国际贷款，由于国际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导致中央不能准确地测算财政收入与支出，财政预算制度无法建立。没有财政预算制，北京方面推动的一切改革都是水瓢上的油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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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并没有因为地方督抚们的反对而彻底放弃精琪的改革方案。1905年，商部侍郎顾肇新给慈禧太后提交了一份报告，讲了一大堆“楚材晋用”、日本明治政府聘用外国人的故事，希望中央高层能够力排众议，广纳天下贤士。顾肇新在报告中提出，“上年美遣精琪来京，条陈财政，所著论说，不无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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