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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商务局的创办和用人权全部被督抚们控制，商部完全被架空。少壮派们发现，“局为官设，仍用候补人员，不用商董”，“官与商视如秦越，商情甘苦终难上达”[28]，更为要命的是，地方督抚们选派入商局的官员还成为了商部议员，可以参与重大的商务改革决策、监督，这些人成了地方督抚安插在决策层的钉子，地方督抚通过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北京方面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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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岑春煊就是一个典型的督抚刺儿头。当时，东南亚巨富张煜南筹备广厦铁路，岑春煊就以张煜南没与地方官及督抚商办为由，要张煜南将筑路方案交予地方会商核夺。岑春煊当时出任两广总督才几个月，需要巩固自己在地方的权力，所以经常通过文件往来的方式冷处理北京派到两广的商务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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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更是第一个跳出来，拒绝交出路矿权。当时，商部发文要求各条铁路的分管大臣们将各条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履历进行登记造册，写下切实的考评送抵商部，对自行筹办的铁路，由商部核察，对官办铁路则“密派干员分途查察”。袁世凯拒绝商部派出官员担任铁路领导，甚至弹劾商部“侵越权限”，对商部派来核察的商部官员“只准专司稽察，不得干预路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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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部的改革一开始就被地方督抚们架空了，商部将资源、资本收归中央的配置计划也同样落空。各地海关税赋也被督抚们以各种理由截留，中央财政的赤字一年比一年糟糕。盛宣怀的问题一下击中了清政府执政精英的软肋，没有黄金储备的金本位改革就是一句空话。盛宣怀在跟精琪会谈的时候坚持一条原则，中国货币改革绝不允许“外人干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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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改引发的反扑，帝国官员成了造币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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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还到汉口、广州、天津、厦门、芝罘等地进行了调研，拜访了10位总督、巡抚及12个省的地方官，在跟地方督抚们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精琪发现，官员们都强烈反对外国人参与中国的币制运营。其实早在1903年夏天，驻法公使孙宝琦就批评国际汇兑委员会无视中国主权，欧美各国议会商讨中国货币改革是干涉中国内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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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权问题方面，精琪的改革方案无疑刺激了传统官僚的神经，张之洞是反对最强烈的总督。他在给北京提交的报告中言辞激烈，抨击精琪借币制改革之机，将有关资料向各国公开，这是列强欲将中国作为共同贸易市场、掌握中国财权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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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回到北京后，向清政府执政集团解释，币制改革的方案是应中国政府之邀做出来的，外籍专业人士是美国总统派来协助中国币制改革的，不是出于对中国主权的蔑视。针对最早方案中有列强监督、干涉货币运行的内容，户部、商部等多个部委的高级官员成立了汇兑中国委员会，从6月20日到8月24日，精琪同中国委员会进行了20多次会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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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个月的会谈，精琪成功说服了清政府执政精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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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24日，精琪与户部尚书赵尔巽进行了最后的会谈。“因办新圜法，非有专门之人不可，决非有意夺中国主权。”精琪再度声明，自己只是协助北京推动货币改革。赵尔巽也肯定了精琪在人事安排上的正当性：“中国如办新圜法，必须聘用专门外国人，聘用专门洋人，立定权限，决不侵中国主权。”赵尔巽的肯定代表了朝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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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之所以肯定精琪的方案是因为，与银本位制相比，金本位制能多出15%以上的铸造利益率，精琪认定，“在当前的财政状态下政府怎能无视这笔收益呢？”地方督抚们铸造的各种货币并不会立即被禁止流通，跟金银等价的新币不过是另一个“新种类的银两”，不需要担忧会因此带来混乱。更何况选择银本位制，新的货币会跟随国际银价变动而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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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提出的黄金储备方案是通过外债解决。精琪建议中国将关税收入、烟酒专卖利权、矿山利权、铁路进行抵押，同时中央财政加收地丁钱粮，以及新设各种租税。很显然，精琪不了解中国国情，矿山、铁路的主导权都在地方督抚，商业税在围剿太平军时已经落入地方督抚之手，新征收的租税是为了实现中央统一货币，地方督抚们岂能拱手将地方利益送给中央，让中央拿着租税再来剥夺地方的铸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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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25日，精琪离开北京回美国，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奕劻在最后一刻都没有给精琪一个明确的答案。[33]精琪回到华盛顿时收到了奕劻的来信，奕劻在信中对精琪的改革方案表示了充分肯定，甚至表示中国政府有必要采用精琪的方案。可主权问题成了地方督抚拒绝精琪方案的最好借口，尽管北京方面在货币改革方案中严格规定了聘用的外籍专家不能越权，但督抚们还是站到了张之洞一边。所以，奕劻在给精琪的信中也不得不对整体方案持保留意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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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何尝不想立即推动货币改革呢？当时，整个政府因为汇率损失而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无论是赔款还是国际贷款，由于国际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导致中央不能准确地测算财政收入与支出，财政预算制度无法建立。没有财政预算制，北京方面推动的一切改革都是水瓢上的油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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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并没有因为地方督抚们的反对而彻底放弃精琪的改革方案。1905年，商部侍郎顾肇新给慈禧太后提交了一份报告，讲了一大堆“楚材晋用”、日本明治政府聘用外国人的故事，希望中央高层能够力排众议，广纳天下贤士。顾肇新在报告中提出，“上年美遣精琪来京，条陈财政，所著论说，不无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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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肇新的报告立即引起了地方督抚们的强烈报复，全国846台铸币机开足马力，疯狂铸造铜元16.431亿枚。铜元兑银元汇率，从6月间的1银元兑换96枚，跌到了年底的107枚，这意味着铜元的面值贬值了10%左右。可是地方督抚们依然可以收获50%的铸造利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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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督抚们的报复行为将大清推向了通货膨胀的深渊，中国的货币体系完全瓦解。外国商人看不懂中国的货币政策，他们在上海召开专题商业会议，在会议上惊呼：“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倾其所穿衣物，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铜元的贬值进一步导致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币制改革成了政府敛财的借口，中央跟地方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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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宪政考察大臣端方、戴鸿慈率领33人考察团抵达美国，总统特使精琪全程陪同考察团。在考察美国期间，端方、戴鸿慈二人向北京方面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聘请精琪为财政顾问。两位的报告很快泄露出去，外界一片哗然。北京方面不得不通过舆论向公众解释，精琪跟端方他们的会谈只是外交礼仪，“并无有揽中国财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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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爱新觉罗家族发起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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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部商业法律：《公司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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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坐到了袁世凯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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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袁世凯完全继承了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北洋集团进入了袁世凯时代，改革成为袁世凯摆脱直隶总督盲肠宿命的唯一选择。美国总统特使精琪重返中国的计划流产后，慈禧太后推行的改革到底是成是败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身为汉族武装集团新兴政治领袖的袁世凯，自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托马斯试图从他身上找到中国改革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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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很直接地问袁世凯：“清国目前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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