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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方面试图通过商部来收归经济改革之权，可由商部垂直领导的地方商务局的实权却又很快落入督抚之手。在“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下，商务局那些候补的官员们成为了各地公司命运的决定者。《公司律》的实施，终结了“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官派督办、总办、会办们的大权将交给商人，各地商务局的权力被关进了法制的笼子里，同时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将得到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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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之所以要通过法律来约束督抚的权力，目的就是为财政制度跟货币制度的改革铺路。《公司律》颁布后，1904年3月14日，奕劻立即向慈禧太后提交了一份试办中央银行、推行货币改革的报告：“现当整齐币制之际，亟赖设有银行，为推行枢纽。臣等再四筹商，现拟先由户部设法筹集股本，采取各国银行章程，斟酌损益，迅即试办银行，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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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第一家中央银行：户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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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的报告意图很明显，要想推动精琪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一定要有中央银行进行配合。很快，户部尚书鹿传霖接到慈禧太后的谕令：筹建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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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传霖，直隶保定人，同治元年进士，1900年出任江苏巡抚。慈禧太后宣布向列国开战后，鹿传霖加入盛宣怀主导的东南互保联盟。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鹿传霖招募三营兵马北上救驾，从山西开始，一路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到西安。慈禧太后感念鹿传霖的救驾之功，擢升其为两广总督，旋升军机大臣。1901年回京后，鹿传霖出任户部尚书兼督办政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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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户部、财政处等多个中央部委的讨论，户部决定将中央银行命名为户部银行，并很快就拟订了设置和管理银行的章程三十二条，将户部银行的职能定位为国家金融管理，为大清帝国的货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并且将统一发行银两、银元兑换券证。[38]按照鹿传霖制订的计划，户部银行总股本四百万两，户部划拨二百万两国有资本，招募二百万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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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很快就派出官员到山西推销户部银行股票，鼓动山西的票号购买户部银行股票。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对户部银行的股票没有一点儿兴趣。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时，从山西票号拆借了大笔银子，至今未还，政府的信用在山西已经完全丧失。在北京官员到山西之前，袁世凯就已经到山西来推销过天津官银号。当时，山西的票号老板也拒绝购买天津官银号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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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官员在山西招股失败，鹿传霖决定以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户部尚书的三重身份，召集四十八家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经理进行路演，各家分号的老板掌柜都参加了户部尚书的路演推销会议。[39]会议一开始气氛很冷清，鹿传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给掌柜们描绘了户部银行发展的美好蓝图。鹿传霖的演讲感动了北京分号的掌柜们，这些经理人满口答应，均表示会购买户部银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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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票号垄断着帝国北部的金融系统，在帝国南部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京方面对山西招股相当重视。1904年3月19日和20日，《南洋官报》连续两天刊发《劝设山西银行说帖》，此文提到，“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中国富商久不能见信于天下，只有山西人声名尚好”，“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倘能借重办一大银行以保利权”，“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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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传霖看重山西钱庄票号的信誉，“以山西两字为银行招牌以昭信实”。他希望通过山西票号的资本，招徕更多的民间资本。没过几天，户部就陆陆续续接到山西票号大老板的回复。让鹿传霖部长生气的是，这些票号的老板们还是一个子不愿掏，理由很简单，户部银行是朝廷控股管理国家金融的机构，票号持有的股份也只能是陪太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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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光绪皇帝批准的《试办户部银行则例》的规定：户部银行的组织构架仿英格兰银行的三权分立制，设总办、副总办各一人，由户部选派；设理事四人、监事三人，由股东公举，监事监查本行一切事务。[41]山西票号的老板很担心，户部选派官员是为了把持银行，股东选举的理事、监事只是个摆设。《试办户部银行则例》还特别强调，户部银行归国家保护。山西的老板们担心，国家借口保护，实则将商人的利益生吞活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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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在拒绝认购户部银行股票的同时，还给北京分号的掌柜、经理们下令，严禁任何人到户部银行工作。鹿传霖将户部银行招股的工作简报上呈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深为震惊，由堂堂督办政务大臣、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鹿传霖向那些土财主推销股票，他们居然都敢阳奉阴违不买朝廷的账。殊不知，皇上、太后西逃，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权威已经丧失殆尽，信誉早已破产，商民对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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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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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从何来？现在，国家需要的是资本，以前那种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治理万里江山了。商部尚书载振给慈禧太后提出一份相当沮丧的报告：“商情观望已久，倘无以鼓舞而振兴之，决难冀其踊跃从事。”[42]在地方官员疯狂铸铜元并导致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留给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唯一选择是：吸纳民间资本。载振提议，为了推动改革全面进行，大清帝国完全可以商而优则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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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家族”卖官鬻爵，拉拢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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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官鬻爵是任何一个执政者都相当忌讳的弊政。商部首席顾问黄思永当年蛊惑光绪皇帝发行昭信股票，最后演变成了变相的卖官鬻爵。如今载振的商而优则仕就是明目张胆的卖官鬻爵。爱新觉罗家族已经是一个拥有四万皇亲国戚的恐龙家族[43]，是帝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官职是清政府执政集团治理国家事务，维系恐龙家族利益最有效的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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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一场利益重组。身为执政者，爱新觉罗家族自然希望改革可以巩固、扩大当前的利益。但是，一旦放开卖官鬻爵的口子，官僚精英就会成为资本的奴隶。那些为官职付出了大把银子的商人一旦混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就会戴着红顶子，在改革的旗帜下，四处圈占优质资源，变本加厉地将买官花掉的银子给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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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振提醒慈禧太后，地方官僚利益集团垄断了改革资源，商部成为了地方督抚垄断资源的道具，中央只有约束地方督抚的权力才能全面推动改革。因此，载振抛出了一个约束地方督抚权力的方案：赏商人乌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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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督抚们派出大量的候补道台、知县控制着地方商务局，他们牢牢地掌握着商人的命运。在载振看来，过去商人都喜欢捐虚衔，无非就是死要面子。既然他们在乎面子，就可以给足他们面子，只要掏钱购买国家发行的股票，加大在工商业方面的投资，就可以赏赐给他们没有实权的官爵。载振的目的非常明确，乌纱可以将商人从地方督抚手中拉到中央的阵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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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煜南就是一个典型，他曾经是东南亚的大商人，北京方面任命他为驻槟榔屿副领事。1903年张煜南回国，慈禧太后亲自接见，赏赐他二品顶戴。有了官职，张煜南就跟两广总督岑春煊死磕广厦铁路，尽管岑春煊想尽办法阻挠，张煜南后来还是动员张氏家族力量，将广厦铁路修建完成。张煜南成为商人效忠北京方面的一个成功典型。载振有理由相信，以官爵为饵可刺激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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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管理获得官爵的商人，慈禧太后督令商部出台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这是中国千百年来第一部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向商人派发官帽的律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规定：官商绅民投资兴办公司，凡能集股50万元以上者，按集股数额多寡，给予不同奖赏，包括奖以议员或商部头等顾问官等职衔，加以七品至头品顶戴，集股5000万以上者，奖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赐双龙金牌，子孙世袭商部四等顾问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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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的出台，体现了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内心的惶恐与焦灼。地方督抚们已经架空了中央政权，商民只知督抚不知皇上。由于地域资源、官僚能力的差异，导致各地区的发展失衡，这种失衡犹如火药筒，随时可能爆发。现在，清政府执政集团需要加速削弱地方督抚们控制资源和利益的权力，将改革的主导权收归北京，有效地配置和管理国家资源，维护地区的稳定。同时，朝廷担心由官爵刺激的投资反过来会危害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执政地位，所以又试图通过法律来约束商人的红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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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对红顶子兴趣不大，他们更乐意将金银铸造成元宝藏在密室里。鹿传霖对山西商人失望了，决定重返曾经任职的两江。江浙丝绸布商经历了1883年的金融危机，他们对现代金融的理解相当深刻。鹿传霖到两江后，向江浙丝绸布商进行了路演，商人们纷纷解囊认购户部银行股票，从此拉开了江浙财团一夺天下财富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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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银行的成立体现了清政府执政集团推行货币改革的决心。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联合舰队对盘踞在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45]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的“大陆政策”与俄国欲把东北变成“黄色俄罗斯”的野心发生激烈冲突。一场邪恶的战争在中华土地上涂炭生灵，中国的政界、商界却隔岸观火，并且泾渭分明地分成两派，专制保守派希望俄国胜，开明立宪派则希望日本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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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强弱，不是由于种，而是由于制。”立宪派站到日本一方，他们提出国家的强弱与皮肤的颜色毫无关系，关键在于制度，他们并不觉得战争方无耻，相反觉得国人会“悟世界政治之趋势，参军国之内情”。立宪派觉得“专制、立宪，中国之一大问题”。如果俄国胜利，政府一定会觉得，“中国所以贫弱者，非宪政之不立，乃专制之未工”。立宪派还通过舆论鼓噪，“日俄之战不可谓非中国之幸”[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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