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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琦的联名电报震动了清政府执政集团，当一个执政者已经没有能力管理一个国家，并令这个国家动荡不安，甚至暴民四起时，那么执政者的合法性就会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在改革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民众们只有通过武装暴动来反抗无能的政府。如今，为了减少暴动，执政者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变得刻不容缓。1904年6月21日，慈禧太后70岁寿辰，她作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决定：解除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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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著即一体开释”[51]。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已经意识到，新政一定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一种新秩序的制度和象征应该允许各种意见的存在”，开放党禁是清政府执政集团增强执政合法性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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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两位在戊戌变法期间密谋刺杀慈禧太后，自然成为清政府集团不可饶恕的敌人。孙中山则立志“驱逐鞑虏”，身为执政者，可容异议者，但绝不容忍像孙中山这样颠覆政权的敌人。清政府执政集团有限度地解除党禁，试图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氛围，给新社会阶层参政的机会，以赢得民众对政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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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禁一开，让不少秘密组织、社团走向公开，单一的政治组织很快发展成多样化的功能团体。可是地方督抚们发现，科举依然是选拔国家管理人才的唯一通道，执政者垄断着官僚选拔机制，无论是政党还是社团的精英，都难以进入国家管理体系，党禁开放也只是一个摆设，地方督抚们还是难以向中央进行权力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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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给北京报告，以科举“阻碍学堂，妨误人才”，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堂。将军、督抚们警告清政府执政集团，“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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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废除意味着“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而乡村精英的上升通道随着科举的废除也被斩断了，他们现在需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寻求参政的机会。随着交通运输、商业和手工业的扩展，督抚们驻地城市开始迅速发展，新式学堂也集中在大城市或省城，乡村精英们开始大规模涌向城市。单向的精英流动导致出现了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在城市生存、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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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们给清政府执政集团出了一个难题。乡村精英进城，通过在新式学堂的学习跟交流，他们形成了各种学术和政治派别，这些派别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最终走向联合，成为一股日益重要的政治力量。立宪或革命都会威胁到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核心利益。北京方面的立宪运动一旦迟缓，精英们定会失望，进而走向激进反抗甚至武装革命的地步。在新学堂学习的精英们深入了解西方的意识形态，他们很容易创造出异端学说，并将异端学说发展成武装叛乱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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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督抚为立宪可谓煞费苦心。1905年6月，袁世凯联合周馥和张之洞电奏，请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周馥更为激进，当年7月单独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晋升为闽浙总督的端方进京面圣，更是当面提出实行立宪。岑春煊言辞激烈地说：“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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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一看地方督抚言辞激烈，便决定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之法，派遣宪政考察团出洋考察政治。1905年9月24日，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5位宪政考察大臣及随员一登上火车，立即遭遇革命党的炸弹恐怖袭击，载泽、绍英等多人被炸伤。此事一出，舆论哗然，“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暴徒丧心病狂”，“罪真不容诛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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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恐怖事件大大地刺激了慈禧太后，她万万没有想到政府的权威已经衰落到如此地步，“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55]。一时间，京城谣言四起，王公贵胄的府邸都加强了武装警戒。直隶总督袁世凯敏锐地嗅到了政治机会，立即提议让还处于筹备阶段的巡警部提前成立，管理京师地方警察和统辖全国警政。袁世凯推荐把兄弟徐世昌出任部长级的尚书，心腹赵秉钧出任副部长级的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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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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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铁路、电报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使新的社会阶层、民众之间的交往更加方便快捷，政党、社团走向联合，政治运动速度加快。如果不提高新阶层的政治参与度，就难以缓解执政集团面临的严重的权威危机；如果扩大新阶层的政治参与度，按照地方督抚们提出的地方自治来管理，又将削弱清政府执政集团的中央政治整合、地方控制、社会渗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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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一位注定要改变大清帝国历史的疆臣。在五大臣遭遇恐怖袭击后的第三天，端方给上海报界发去电报，强烈谴责革命党的恐怖行动：“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端方对恐怖袭击这一行径非常气愤，“一身原无足惜，中国前途可虑耳”，端方在电报中代表政府慷慨陈词，认为因一颗炸弹就导致宪政考察大臣的考察活动迟缓，有损国家威严，“立宪不可缓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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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2月7日，北京城寒风刺骨。袁世凯一声令下，京师戒严，满大街的巡警持枪巡逻，前门火车站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闲杂人等都不能进入车站。第一路宪政考察大臣在家中完成祭祖仪式后，由持枪巡警护送上火车。12月19日，第一路考察团在上海吴淞口登上美国太平洋油船公司的“西伯利亚”号，当天下午两点，油轮驶向日本。[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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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镇华编著：《中国金融旧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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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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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外务省编撰：《日本外交文书》卷36，原书房出版社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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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外务省编撰：《日本外交文书》卷36，原书房出版社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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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镇华编著：《中国金融旧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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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辛普森：《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华书局19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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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渡边龙策：《川岛芳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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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的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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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的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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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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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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