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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琦的联名电报震动了清政府执政集团,当一个执政者已经没有能力管理一个国家,并令这个国家动荡不安,甚至暴民四起时,那么执政者的合法性就会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在改革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民众们只有通过武装暴动来反抗无能的政府。如今,为了减少暴动,执政者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变得刻不容缓。1904年6月21日,慈禧太后70岁寿辰,她作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决定:解除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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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著即一体开释”[51]。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已经意识到,新政一定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一种新秩序的制度和象征应该允许各种意见的存在”,开放党禁是清政府执政集团增强执政合法性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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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两位在戊戌变法期间密谋刺杀慈禧太后,自然成为清政府集团不可饶恕的敌人。孙中山则立志“驱逐鞑虏”,身为执政者,可容异议者,但绝不容忍像孙中山这样颠覆政权的敌人。清政府执政集团有限度地解除党禁,试图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氛围,给新社会阶层参政的机会,以赢得民众对政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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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禁一开,让不少秘密组织、社团走向公开,单一的政治组织很快发展成多样化的功能团体。可是地方督抚们发现,科举依然是选拔国家管理人才的唯一通道,执政者垄断着官僚选拔机制,无论是政党还是社团的精英,都难以进入国家管理体系,党禁开放也只是一个摆设,地方督抚们还是难以向中央进行权力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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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给北京报告,以科举“阻碍学堂,妨误人才”,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堂。将军、督抚们警告清政府执政集团,“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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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废除意味着“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而乡村精英的上升通道随着科举的废除也被斩断了,他们现在需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寻求参政的机会。随着交通运输、商业和手工业的扩展,督抚们驻地城市开始迅速发展,新式学堂也集中在大城市或省城,乡村精英们开始大规模涌向城市。单向的精英流动导致出现了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在城市生存、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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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们给清政府执政集团出了一个难题。乡村精英进城,通过在新式学堂的学习跟交流,他们形成了各种学术和政治派别,这些派别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最终走向联合,成为一股日益重要的政治力量。立宪或革命都会威胁到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核心利益。北京方面的立宪运动一旦迟缓,精英们定会失望,进而走向激进反抗甚至武装革命的地步。在新学堂学习的精英们深入了解西方的意识形态,他们很容易创造出异端学说,并将异端学说发展成武装叛乱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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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督抚为立宪可谓煞费苦心。1905年6月,袁世凯联合周馥和张之洞电奏,请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周馥更为激进,当年7月单独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晋升为闽浙总督的端方进京面圣,更是当面提出实行立宪。岑春煊言辞激烈地说:“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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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一看地方督抚言辞激烈,便决定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之法,派遣宪政考察团出洋考察政治。1905年9月24日,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5位宪政考察大臣及随员一登上火车,立即遭遇革命党的炸弹恐怖袭击,载泽、绍英等多人被炸伤。此事一出,舆论哗然,“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暴徒丧心病狂”,“罪真不容诛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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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恐怖事件大大地刺激了慈禧太后,她万万没有想到政府的权威已经衰落到如此地步,“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55]。一时间,京城谣言四起,王公贵胄的府邸都加强了武装警戒。直隶总督袁世凯敏锐地嗅到了政治机会,立即提议让还处于筹备阶段的巡警部提前成立,管理京师地方警察和统辖全国警政。袁世凯推荐把兄弟徐世昌出任部长级的尚书,心腹赵秉钧出任副部长级的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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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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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铁路、电报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使新的社会阶层、民众之间的交往更加方便快捷,政党、社团走向联合,政治运动速度加快。如果不提高新阶层的政治参与度,就难以缓解执政集团面临的严重的权威危机;如果扩大新阶层的政治参与度,按照地方督抚们提出的地方自治来管理,又将削弱清政府执政集团的中央政治整合、地方控制、社会渗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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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一位注定要改变大清帝国历史的疆臣。在五大臣遭遇恐怖袭击后的第三天,端方给上海报界发去电报,强烈谴责革命党的恐怖行动:“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端方对恐怖袭击这一行径非常气愤,“一身原无足惜,中国前途可虑耳”,端方在电报中代表政府慷慨陈词,认为因一颗炸弹就导致宪政考察大臣的考察活动迟缓,有损国家威严,“立宪不可缓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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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2月7日,北京城寒风刺骨。袁世凯一声令下,京师戒严,满大街的巡警持枪巡逻,前门火车站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闲杂人等都不能进入车站。第一路宪政考察大臣在家中完成祭祖仪式后,由持枪巡警护送上火车。12月19日,第一路考察团在上海吴淞口登上美国太平洋油船公司的“西伯利亚”号,当天下午两点,油轮驶向日本。[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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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镇华编著:《中国金融旧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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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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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外务省编撰:《日本外交文书》卷36,原书房出版社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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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外务省编撰:《日本外交文书》卷36,原书房出版社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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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镇华编著:《中国金融旧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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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辛普森:《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华书局19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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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渡边龙策:《川岛芳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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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的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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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的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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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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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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