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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湘还给盛宣怀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军机大臣瞿鸿禨与袁世凯暗斗汹涌，瞿鸿禨抓住袁世凯“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全权”的政治目的，多次“短袁于太后，谓其专权跋扈”，并提醒慈禧太后，“袁世凯热衷于设立责任内阁，祸心弥天，万不可批准。”1906年11月6日宣布的中央官制命令证明，慈禧太后“采鸿禨之议”。[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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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得以保留，袁世凯未能如愿坐上内阁副总理的位置，相反瞿鸿禨接替了袁世凯的位置。官制命令宣布后，袁世凯自动辞去除直隶总督之外的所有职务。慈禧太后立即批准了袁世凯的辞呈，盛宣怀由此判断，慈禧太后开始疏远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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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政治风气给了盛宣怀夺回轮船招商局的信心。更重要的是，现在轮船招商局的股东们对北洋已经忍无可忍。1903年至1906年，“四年之内，产业既有减无增，公积亦有少无多”，“亏空百万，局势日颓”，可是袁世凯毫不在意股东们的利益，除了让轮船招商局大宗认购北洋公债外，“北洋提去用款每年数十万”，“各股东畏官如虎，敢怒不敢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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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太缺钱了。开平煤矿被英国人侵占，津沪电报局又是个烧钱的工程，成不了北洋集团的提款机。他在天津搞地方自治试点，经费只有盐商振德黄家的报效银8万两和罚款银5500两，尽管有大批留学日本的精英加盟，但有经济实力的新型绅商依然袖手旁观。只有轮船招商局每天都有大量的现金流入，自然成为袁世凯的小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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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官制改革命令发布后，盛宣怀开始密谋轮船招商局去“官督化”，“应照商律，即由各股商公举总理、协理、办事董、议事董。”盛宣怀在给郑观应的密电中称：“如蒙大部批准，年内即由商股公举总、协理及各董事，自明年正月起即归商办，届时必须预先电请各省埠股商公举代表，到沪会议一切章程，以符公理而救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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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3月4日是轮船招商局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作为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盛宣怀希望郑观应能够动员香港其他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联手驱逐北洋的官方代表。1907年2月14日，正月初二，郑观应给盛宣怀回电，在电报中谦卑地自称“门下士”，详细汇报了自己动员香港股东的细节，说轮船招商局香港总办卢冠廷愿意站在盛宣怀一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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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担心光凭卢冠廷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影响香港股东，于是秘密派遣好友温宗尧回香港动员，希望能联合广东、香港的股东一起抵制袁世凯的代表徐润。徐润在1883年金融危机中被盛宣怀清理出局，袁世凯此次派遣其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徐润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他万万没有想到盛宣怀再次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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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俱备。1907年3月4日，徐润在香港杏花楼召集股东大会。盛宣怀万万没有想到，以广东潮州巨商张振勋为首的股东突然参加大会，张振勋总股本高达8000多股，[50]一举超越了温宗尧、郑观应在香港召集的股份。张振勋尽管是通商银行的董事，却因为在直隶辖区进行了大量投资而跟袁世凯的关系更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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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的香港股东大会否决了江浙股东的提议，通过了由轮船招商局“现任总办、会办遵照公司律报商部注册，无须另派股东及被人专任注册事”的决议。股东大会导致江浙商帮与广东商帮在轮船招商局的对立公开化。因张振勋久居香港、南洋一带，江浙商人便将其视为“港商”，盛宣怀对张振勋这样的“港商中阻”[51]相当愤慨，他很快意识到，以自己的政治力量远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必须借助第三方势力对抗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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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屠”洒泪谏言，打击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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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5月3日，慈禧太后任命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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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传部，1906年11月6日成立，是中央发布官制命令当天成立的一个全新的中央部级单位。邮传部分设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五司，以往南北洋主导的电报、轮船、铁路等所有跟交通通信有关的产业，统统划归邮传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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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晚清著名的官二代，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儿子，少年时放荡不羁，有“京城恶少”之名。岑毓英死后，岑春煊荫佑五品京堂候补。成年后的岑春煊浪子回头，在出任山西巡抚期间，兴办山西大学堂。署理四川总督期间，岑春煊一次性弹劾了300多名地方官员。岑春煊在总督两广期间，又有1400多名官员遭遇弹劾回家种地。官场同僚因此送给他“官屠”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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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官最大的风险就是，屠到执政者的敏感神经。有一次，北京发出调令，调粤海关监督秘书周荣耀出任驻比利时公使。岑春煊异常惊讶，早闻粤海关贪腐严重，没想到一个监督秘书居然成了外交大臣。岑春煊派员秘密调查，发现周荣耀“舞弊侵饷，侵蚀公帑，积资数百万”，“得庆亲王奕劻之援，简任出使比国大臣”。岑春煊担心小吏“滥窃名器，贻笑友邦”，[52]以贪墨之罪法办了周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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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逮捕周荣耀后，没收了其百万家资，“奕劻熟视，不敢出一辞救也”。随后，粤汉铁路举行了武汉会议，会议决定广东、湖南两省铁路归民办。可是，岑春煊希望通过派捐的方式官民合办。广东商人发起公开对抗，希望铁路完全民营化。在官商对抗中，岑春煊下令逮捕商人中的领头人道员衔巨商黎国廉。岑春煊的抓捕行动激怒了广东商帮，商人们公推前闽浙总督许应揆为首领，向北京告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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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荣耀一案令庆亲王奕劻颜面尽失，粤汉铁路的官商对抗让奕劻抓住了岑春煊的把柄。现在全国立宪呼声不断，中央派出五大臣考察，摆明了是要作出顺应民意的姿态，可是岑春煊抓捕商人的行为导致政府与地方绅商的对抗扩大化。很快，朝廷命令两江总督周馥南下调查粤汉铁路筹资案，岑春煊调往云南镇压马民叛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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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袁世凯的政治盟友，周馥南下均由奕劻操控。岑春煊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放荡少年，他不想被流放到云贵边陲，于是决定在张之洞的地盘上逗留。岑春煊在八国联军进京期间曾千里救驾，这令慈禧太后感激涕零，因而慈禧太后对逗留不赴任的岑春煊一再宽容。1907年5月3日，一直在汉口的岑春煊突然出现在北京，当天还觐见了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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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觐见之时，慈禧太后“语及时局日非，不觉泪下”。岑春煊当面弹劾奕劻：“近年亲贵专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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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作为中央官制改革任命的内阁总理人选，却被岑春煊弹劾成一个祸国殃民之辈。慈禧太后“初闻此言，颇有怒容”，当面质问岑春煊：“何致人心离散？汝有何证据，可详细奏明。”岑春煊将周荣耀案进行陈说后，反问慈禧太后：“今日中国政治是好是坏？”慈禧太后说：“因不好才改良。”岑春煊再次反问慈禧太后：“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慈禧太后这一次“又现怒容”，质问岑春煊：“改良还有假的？此是何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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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见慈禧太后一怒再怒，立即改变语气：“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蒙蔽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请问太后记得在岔道行宫时，蒙垂询此仇如何能报？臣当时曾奏云：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旋蒙简授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太后求才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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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岑春煊看来，20世纪最贵的是人才，要想报八国联军进京的奇耻大辱，一定要拥有各方的人才，让中国富裕强大起来。可是，岑春煊告诉慈禧太后：“此刻距回銮已将七载，学校课本尚未审定齐全，其他更不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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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课本审定都还没有搞完，更别提人才培养了。改革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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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奉上谕，命各省均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争先举办。”岑春煊认为，督抚们办警察、练新军的真实目的是卖官敛财，“创行新政，先须筹款，今日加税，明日加厘，小民苦于搜括，怨声载道。倘果真刷新政治，得财用于公家，百姓出钱，尚可原谅一二。现在不惟不能刷新，反较从前更加腐败。从前卖官鬻缺，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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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突然反问慈禧太后：“太后亦知出洋学生有若干否？”慈禧太后说：“我听说到东洋学生已有七八千，西洋尚未知悉，想必亦有几千。”岑春煊又道出了人才教育的一个最危险的问题：“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士心所向，民皆从之也。此去不过数年，伊等皆毕业返国，回国后眼见政治腐败如此，彼辈必声言改革。一倡百和，处处与政府为难，斯即人心离散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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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科举是中国执政者选拔官员的唯一合法通道。如今，国家的富强需要全方位的新型人才，因此清政府执政集团一厢情愿地认为，废除科举可以让更多的人才接受新式教育，为国家的改革贡献力量。而现实是，废除科举导致乡村精英失去了在基层的地位，更失去了在官僚系统的发展机会，他们涌向城市进入新学堂进行学习，寻求一个全新的生活与发展空间，一旦现实不能满足他们的预期，他们就会倒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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