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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杭甬铁路借款掀起大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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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3月6日，清政府代表与英国银公司代表在北京签订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为150万英镑，实收139.5万镑，利息5厘，每年交付一次，10年后逐年还本，30年为限。[85]3月11日，中央发布人事任命，盛宣怀暂时免去邮传部右侍郎一职，出任会办商约大臣，专程赴上海同英方办理借款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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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邮传部右侍郎的位置上连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派去解决沪杭甬铁路的烂摊子。1898年8月，英、比、法、俄四国争夺卢汉铁路贷款筑路权失败后，向北京方面索要苏杭甬铁路（本拟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后因沪宁铁路修筑在先，此路开修时把起点改为上海）的贷款修建权。当年10月15日，怡和洋行和汇丰银行合资组建的英国银公司与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盛宣怀签署了贷款草约，[86]一个连贷款额、贷款条件都没有的草约，最终成了盛宣怀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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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杭甬铁路贷款草约签订后，英国卷入了南非殖民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又进入北京，英国银公司一直没有与中国方面签署正式合约。1903年，忙于跟袁世凯争夺工业资产的盛宣怀担心自己会失去对铁路资产的控制权，于当年5月24日通知英国银公司，“如六个月之内再不勘路估计……所有以前合同及往来信函一概作废”。[87]英国方面对盛宣怀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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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2月，中央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向民间开放铁路修筑权，规定各省官商可以筹集股本修筑省干线或支线。1904年1月，《公司律》颁布，规定“凡现已设立与嗣后设立之公司及局厂行号铺店等均可向商部注册，以享一体保护之权益”。《公司律》明确了民营资本的合法地位，中央还出台了鼓励民间资本创办公司的政策，推动了商办铁路的热潮。例如浙江的一批官商就于1905年8月成立浙路公司，经营全省修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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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3日，北京方面给盛宣怀下令：“浙江全省铁路，业经商部奏准，由绅民自办，所有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著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勿得籍词延宕。”[88]盛宣怀同英国银公司磋商，但英国方面坚决不同意废约。如果由英国银公司贷款修路，就意味着浙路公司可能失去苏杭甬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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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路公司股东孙宝琦，曾向慈禧太后提交立宪报告。他在听闻英国人不同意废约，担心英国人如果“理应作废之草合同仍得成立，合省股东必不甘于解散，朝廷亦何忍徇英商无理之请，而转夺浙商应有之权，且浙商之自办铁路，系禀由商部奏明奉旨允准。该英商仅于数年前与盛宣怀订立草合同，而又耽延已久，今日何得与浙商争议？”[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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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0月，苏杭甬铁路浙江段开工。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向外务部提交照会，斥责浙路公司简直就是“无理取闹之举动”，恐吓北京方面如果不制止浙路公司的筑路行为，“中外无法相安”。没过多久，新上任的驻华公使朱尔典更是强硬，他要求北京方面让浙路公司停工。朱尔典指责“中国政府纵容百姓，专与外人为难”，“华政府如此柔懦，轻听浙绅强硬之求，致与英国国体有所损碍，及关我两政府交谊之处，甚属危险”。[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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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使的一席话立即让北京方面胆战心惊。八国联军进京的梦魔令慈禧太后终身难忘，一旦苏杭甬铁路贷款触怒了英国人，英国停泊在上海的远征舰队将对准江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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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化解苏杭甬铁路草约矛盾，北京方面将驻英公使汪大夔调回北京，出任外务部右侍郎，专门与英国方面磋商草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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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0月20日，北京方面宣布：“外交首重大信，订约权在朝廷。”北京不再争议草约的存废，而是指责江浙所集股款差额巨大，“势难克期竣工”。北京方面命令外务部派员跟英国方面详细议定借款章程。1908年3月6日，北京方面命苏、浙两省接受《江浙铁路公司存款章程》，规定所借英款150万磅存于邮传部，由邮传部负责还借，架空两省铁路公司，在其下设“沪杭甬铁路局”，聘用英国工程师主持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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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消息一出，江浙官商哗然。浙路公司发起成立了浙江国民拒款会，进行拒款斗争。同时，浙路公司公开向民间招股，为了扩大招股范围，每股由之前的10元降低到1元。在江浙、上海的招股现场，数万名工人、学生、店员、挑夫、僧道、优伶、妓女、乞丐，均踊跃认购路股，一时间，“杭垣舆论”、“街谈巷议”，“人人皆以不附路股为耻”。[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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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招股拒外资行动犹如病毒一般，迅速扩散到全国，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直隶等十四个省四十八个府县民众，纷纷向浙江铁路公司出资购股。仅一个多月，认购的铁路股款达到两千三百万元之巨，为英国借款数的两倍多。北京方面下令解散“浙江国民拒款会”，调动军队，以武力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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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离开邮传部到达上海，很快同汪大夔一起跟英国方面在细节上达成了一致，即借款不用沪杭甬铁路，而用路成后的运输收入及关内外铁路的余利作抵押，铁路修建、管理、运输的各个环节都由中方做主，路成后债权人不分取运输余利，仅领取一笔抵换款，筑路总工程师用英国人，但听命于中国总办。细节谈判完毕，盛宣怀回任邮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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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谈判完全没有通过浙江、江苏铁路公司股东决议，盛宣怀以邮传部右侍郎、商约大臣身份，替两铁路公司做主。四品京卿、浙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怒不可遏，向军机处致电：“盛宣怀既为借款之罪魁，又为拒款之祸首。苏浙已躬被盛宣怀之累，复使受其教令，忍乎不忍。”汤寿潜嘲笑北京方面任命盛宣怀为邮传部右侍郎管理路政，简直就是“以鬼治病，安有愈理”？汤寿潜希望军机处将盛宣怀“调离路事，以谢天下”。[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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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铁路协会也分别致电军机处、外务部、邮传部、都察院，指出苏浙路事，盛宣怀、汪大燮卖国卖乡。立宪改革的关键在人事任命权，清政府执政集团决不容忍民间染指官员任命权。汤寿潜的电文激怒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认为汤寿潜干预朝廷用人，下令将汤寿潜革职，并斥责汤寿潜“措辞诸多荒谬，狂悖已极，朝廷用人，自有权衡，岂容率意枉陈”。[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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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上台，清政府少壮派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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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浙商民谴责盛宣怀卖国时，光绪皇帝带着病体正无精打采地坐在龙椅上，甚至连挺直身体都做不到，还得坚持接见外国使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态度相当强硬，他要求皇帝保证英国在华利益。光绪皇帝相当痛苦地望着公使们，他身体十分虚弱，饱受疼痛折磨，不得不向各省督抚们求医，希望督抚们能够向紫禁城选送医师。[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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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令驻华公使们相当焦虑，他们担心北京可能会政变。公使们并不看好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认为他不是“一位强有力的人物”，“醇亲王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不能“推动大清帝国沿积极的道路向前发展”。公使们认为庆亲王奕劻更适合掌握大清帝国政局，因为他一直主导宪政改革，主管资政院和外务部两大部门。不过，公使们却不能确定奕劻对于新政体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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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光绪皇帝去世，强有力的袁世凯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公使们相当关心袁世凯的未来，因为“袁世凯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帝国的现代化进程”。公使们分析：“如果在新政体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是反动势力的话，大清帝国很可能会倒退到她最初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情形。那么，它又将成为世界上侵略外交最诱人的战利品，并且又可能重新出现导致彻底崩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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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4日下午五点，光绪皇帝去世，慈禧太后自己的灵柩也已在宫内准备就绪，因为听闻皇帝死讯的慈禧太后“精神崩溃”，“这种状况让她再也无法利用她和皇储之间的血缘关系来巩固她的权力了”。[96]当天，慈禧太后下达了最后一道人事任命：立醇亲王载沣的幼子溥仪为皇储，载沣为摄政王。清政府执政集团少壮派领袖载沣被授予最高的政务处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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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5日上午八点，溥仪在乾清宫登基。当天下午两点，慈禧太后去世。外务部照会外国使馆，通告光绪皇帝死讯，以及溥仪已经继承大统。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前几天，“军队就已经进入警戒状态，准备应对由于皇帝驾崩可能引发的任何骚乱，以及由于慈禧太后薨逝而引发的任何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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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浙铁路引发的万人对抗朝廷风潮令北京方面紧张异常，因为这不是孤例。1901年慈禧太后宣布新政后，各级官府不但没有给民众创造新生活，相反，他们还以新政之名征收苛捐杂税。长沙就爆发过饥民暴动，民众高喊“抚台给我饭吃”、“把抚台拖出来杀死”的口号。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全国反苛捐杂税、反饥饿的抗议活动为103次，1907年为188次。[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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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活动常常要通过军队镇压、民政救济措施才能得以平息，而清政府执政集团最担心的就是各地会革命不断。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于1907年7月6日被革命党刺死；同年12月，孙中山、黄兴在广西镇南关策划武装起义；1908年3月，黄兴领导马笃山起义，孙中山委派会党领袖黄明堂在云南河口领导起义；1908年11月，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领导安庆新军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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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在担心民众骚乱的同时，更担心革命党会突然袭击京师。陆军部尚书铁良“调集两支军队作为预备队驻防在首都的各个据点，另有二十支宪兵分队派往各个外国使馆以阻止人们接近”。摄政王载沣向各地督抚们下达命令，“像从前一样继续管理好地方事务”，没有北京诏令不得擅自进京，“全国为过世的皇帝陛下服丧百天，而朝廷将守孝三年”。[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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