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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纽约时报》，1908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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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纽约时报》，190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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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纽约时报》，1908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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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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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纽约时报》，1908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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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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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第十九章 天朝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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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脚我一脚，各国都想在中国铁路上占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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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败的秘密外交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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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的去世令袁世凯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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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亲王善耆是个典型的亲日派，他同日军参谋本部间谍川岛浪速是换帖兄弟，善耆的十四格格还认川岛浪速为干爹。川岛浪速强奸了善耆的女儿，善耆依然同他称兄道弟。川岛浪速顶着“二品客卿”的官衔居住在北京，向全国各地派遣间谍，收集大清帝国各种情报，最后向日本内阁、军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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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2月，中国军舰在澳门附近拦截了一批军火，军火的提供方正是日本军方。日本方面试图以事发海域隶属葡萄牙为由而逃脱。中国外务部向日本方面提交抗议照会，最终中国军方购买了军火，日本方面只是口头答应停止再同革命党进行军火贸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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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决定自救，他派出密使唐绍仪出使美国和德国，争取拉拢美、德两国作为中国的国际盟友，如此一来北京方面就可以通过美、德钳制在东北、扬子江、汉江一带的日、俄、英、法四国势力。只要唐绍仪的国际结盟成功，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就会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恢复对袁世凯的宠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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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27日，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向伦敦发出一封密电，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正在等待会见唐绍仪，并可能趁机挑拨中日关系的情况向英国进行了汇报。三天后，唐绍仪抵达华盛顿。可是提前获得情报的日本抢先一步，已经同美国签署了一个无须国会批准的友好协议。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只能欢迎美日协议，表示美日协议是“东方和平的一个新保证”，重申“依照在华各国贸易门户开放的原则来均等地促进各国的利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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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秘密外交失败了。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罢黜了袁世凯，让他回家养病。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们对载沣的行动很不理解，他们更希望载沣能将袁世凯处死。载沣在罢黜袁世凯前，曾密电北洋新军中的汉族官僚，向他们征求对袁世凯的处置意见。第四镇、第六镇的领导人以辞职相威胁，非常明确地提出“请勿诛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警告载沣，袁世凯是中国政府“唯一强有力的人”，诛杀袁世凯就是自毁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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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罢黜袁世凯的消息当天就传到了华盛顿。亲美的袁世凯离开权力中枢，美国在华利益存在着诸多变数，以至于美国驻华公使都不愿意再在华工作。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写信，讨论唐绍仪的秘密结盟和中国政局的变化。罗斯福对北京相当失望：“中国人不管在内政或外交上，如此不能执行任何既定的政策，以致除了同他们极其慎重地往来以外，很难做其他的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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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曾经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1909年的春天准备回伦敦休假。离开东京之前，窦纳乐拜见了伊藤博文，两人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深入交流。伊藤博文对北京相当担忧，在聊天的过程中，他表示：“中国在三年内将有革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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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势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政府和宫廷都忙于阴谋，而各党派则极力争夺权势，这已经够坏了。”在伊藤博文看来，北京方面主导的宪政改革已经成了各派势力争权夺利的舞台，清政府执政集团少壮派们最大的威胁将来自于地方，“主要的危险还在于各省谘议局被赋予太大的权力”。地方督抚的权力被削弱，与中央发生争执时，他们无疑会选择支持谘议局。现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已经衰弱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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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中央成立资政院，为将来的上议院打基础。当年的10月19日，中央准许各地设立谘议局。“谘议局之设，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必使下足以裒集一省之舆论，而上仍无妨于国家统一之大权。”在清政府执政集团看来，“议院乃民权所在，然其所谓民权者，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议政之权虽在议院，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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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执政精英的眼中，谘议局就是给那些地方精英们发牢骚的地方，国家的执政权、行政权均在中央掌控之中。发牢骚的资格可不是给庶民的，清政府执政集团对谘议局成员作了严格限制；家资伍仟元，有中学文凭，公益事业及办理地方学务满三年著有成绩，曾任实缺地方官未被弹劾革职，非本省户籍年满25岁以上、寄居10年，且在寄居地有万元家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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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的游戏就是基层精英的娱乐场。有钱有爵位的人也别激动，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你是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被处以刑罚之人，做生意失去信用之人，吸食鸦片之人，有精神病之人，身家不清白的娼优隶卒等贱业之人，不识文义的人，都会排除在宪政大门之外。[7]说白了，有钱、有文化的地方精英才有资格入选谘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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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宪政用心昭然若揭，他们试图借助立宪来达到“上下同心”“皇权永固”的目标。可是，支撑皇权合法性的基础是以君臣纲常为核心的儒家意识形态，宪政制度则是以契约和法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其统治原则是权力制衡。基层精英进入谘议局，不再是简单的政府管理者的角色，他们拥有了对国家决策投票表决的权利，谘议局对权力体制的制约作用立即通过选票显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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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宪政改革简直就是迫不及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留给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宪政遗产就是两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和《重大信条十九条》。[8]《钦定宪法大纲》以维护皇权的至高性为基础，提出了九年实行的期限。宪政却要求皇帝的权力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重大的决策，甚至连皇室的经费和典礼也包括在内，都必须由国会作出，皇帝只是象征性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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