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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立宪前沿奔走的立宪派精英，如状元张謇，他从体制内来，却一直徘徊在体制之外。作为新兴士绅阶层的代表，张謇等人自然希望能够在新的政治体制中与皇权体制下的官僚和贵族们共享政治权力。新兴精英阶层分享宪政权力的最佳模式就是英国模式。“皇族内阁”却将新兴士绅阶层完全排除在权力之外，这严重地伤害了他们对宪政的情感，疏远了他们和中央之间的距离，令这个精英阶层失去了对中央改革诚意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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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革命党人凶猛的刺杀、武装起义，以及美国、日本屯兵枕戈待旦，载沣通过名义上的责任内阁，将军权收归爱新觉罗家族。在责任内阁中，宗社党一党独大，实现了真正意义上党指挥枪。载沣现在需要的是中央集权，那样他就可以继续获得列强们的贷款，借此推动货币、财政和军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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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载泽的盛宣怀成了大赢家。盛宣怀进入邮传部后，将津沪电报局国有化，划归邮传部，以此换取了轮船招商局、汉冶萍两大集团的私有化，两大企业集团通过商办注册的模式，私有化到自己的名下。1910年爆发橡胶股票风波，盛宣怀抓住机会清理袁世凯在交通银行的嫡系，李经楚、梁士诒等人全部下课，交通银行的控制权划归邮传部，盛宣怀成了北洋集团实业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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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国有”导火线点燃了火药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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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月，在载泽的力挺下，盛宣怀正式升任邮传部大臣，四个月后成为内阁成员。这一方面是盛宣怀用股票贿赂载泽的功效，更重要的一面是因为盛宣怀可以不断地跟国际金融机构周旋，获得更优惠的国际贷款。另外，载洵一直催着载泽划拨海军军费，度支部只能以邮传部拖欠借款未还来搪塞海军部。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让盛宣怀加入内阁，就是要让他想办法，归还邮传部拖欠的海军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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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在责任内阁首次会议上，身为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在遭遇宗社党逼债的压力之下，向内阁会议提交了一份提案：铁路收归国有。盛宣怀一直同国际财团商洽借款，无论是货币改革贷款，还是铁路建设贷款，他们都企图染指铁路。一旦铁路收归国有，邮传部就可以用铁路抵押，向国外贷款。少壮派们为了枪杆子，对盛宣怀的提案投下了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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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9日，大清帝国发布了责任内阁一号议案决议“铁路国有”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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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划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线各案，一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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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皇族内阁让天下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请愿团还没有来得及发动新一轮的请愿上书，责任内阁就开始行使自己的职权。这个铁路国有的议案就是一道催命符，点名批评了粤汉铁路销售股票不力，根本不能造路；川汉铁路通过政府层层征收的民捐，居然出现大量倒账，好几年才修了15公里，按照川汉铁路的修路进度，至少要花上百年时间，那样下去后路修好前路就已经烂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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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点燃了四川铁路火药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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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提出“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以辟利源而保主权”[57]，自办川汉铁路。1904年，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公司暂定资本为5000万两，计划5年竣工，锡良提出以抽租之股、加征捐厘、摊派认购等方式筹资。公司章程规定，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须以百分抽三的比例交纳租股。在四川，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成了川汉铁路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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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川汉铁路筹集的资金总额达到1670余万两，但七年之间川汉铁路在总工程师詹天佑的主持下才修了15公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詹天佑没权没钱。川汉铁路的总办督办都是朝廷指派的官员，其中就包括挪用股款炒股的施典章。资政院决定严惩施典章，命其挪用款项必须追缴充公，并罚款一万元。施典章本人交由管辖案发地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处置，张人骏将其关三年禁闭。施典章挪用股款成了盛宣怀将铁路收归国有的借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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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就是民主、法治、人权。如果经济改革只为政治需要与皇族利益需要的单一化的政治诉求，就缺少了政治应该为工业化服务的理论基础。清政府执政集团要通过对工业经济的控制来维系对政权体系的控制，势必将地方企业的管理权收归中央。宪政的基础是法律，当权力粗暴地凌驾在法律之上，就成了骗局。宗社党一党专政完全违背了《钦定宪法大纲》所规定的宪政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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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权、财政金融权及实业权、教育权等“庶政”在推行之前，必须“公诸舆论”。铁路的改革是在“庶政”范围之内，在决议跟推行这两个环节中，必须通过谘议局跟资政院这两个能够代表人民的组织来进行讨论，以遵奉宪政改革原则。但这种缓解朝野冲突的程序被宗社党视若无物，他们越过谘议局跟资政院，直接由宗社党在小圈子内讨论一下就布告天下，这就违背了宪政基本法《钦定宪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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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内阁的决议在违背宪法的同时，还做出了一个违背《公司律》中关于股权“转股”的行为，他们直接通过行政命令收股，这在法理上也得不到支持。铁路收归国有既没有依照行政程序，也违背了法律规定，责任内阁完全凌驾于法律规定和行政程序之上，这让大清帝国的宪政根基与法律尊严荡然无存。革命党人一直攻击清政府执政集团独操权柄愚弄宪政，宗社党将革命党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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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湖南、湖北两地民众站出来挑战责任内阁的决议。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均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16日，长沙、株洲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在湖北，从宜昌到万县的筑路工人和商人聚集起来抗议铁路国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20多人。《申报》详细地记录了湖北当时的保路盛况：“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谘议局各大团体以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上谕近于政府夺民权利，将来输入外债授权他人，殊可惊惧。遂于昨日刊发传单，奔走相告。拟即日开会举代表赴摄政王府第，泣求收回成命，仍准商办。”[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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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方面认为，湖南、湖北游行的背后是日本人的阴谋，因为在盛宣怀提交铁路国有化议案后，内阁成员肃亲王善耆投下了反对票。善耆一直与日本军方关系密切。美、法、英、德四国一直是湖广铁路以及货币改革贷款的主角。在美国人五千万美元贷款的背后，他们对满洲的觊觎令日本人很不安。柏林觉得日本人的宫廷阴谋将会使事情变得复杂化，德国希望各国能给北京更多的时间来安抚“激动的湖南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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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不了解中国。在宪政改革之前，士绅、官僚和皇权之间相互作用，使庞大的基层社会保持着长达两千年的、难以想象的稳定。每一次发生大的动乱，固有的超稳定系统总能快速地进行自我修复。1862年开始经济改革后，曾经无组织的商业阶层开始不断壮大，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势阶层，开始通过谋求政治利益来保护商业利益，这种诉求迅速破坏了固有的超稳定系统，而这次的破坏不是内生因素，而是来自外界的干扰，所以不可能得到修复，王朝的灭亡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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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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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国有化政策一出，激动的不止是湖南人和湖北人，湖广铁路中的广东股东们可是商业化的先驱，他们曾经同两广总督对抗，就算坐牢都不屈服。很快，列强发现中国报纸充满着“愤懑的怨言和示威”。《申报》在刊登湖南抗议消息的当天，还记录了广东凶猛的抗议浪潮：“粤省绅商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已决定一面奏劾盛宣怀，一面质问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以及协理大臣徐世昌。”[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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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粤三省已经是黑云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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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民众的抗议，资政院的议员们警告内阁，盛宣怀推出的铁路国有化是为了他自己在长江流域的私人利益。因为盛宣怀持有大量的铁路以及汉冶萍股票，铁路国有化后，汉冶萍将成为铁路最大的供应商。四个向湖广铁路提供贷款的国家的驻华公使都支持盛宣怀，他们的态度非常强硬，搞得摄政王“非常为难”。[62]5月20日，中外双方在借款合同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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