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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礼，《炎黄地理》总编辑。在他的宽容支持下，我对于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家经济主义的抽象思考是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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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淑香，《北京晨报》财经新闻中心主任。在《北京晨报》的编辑工作对我来是一次重大思想实践，我们曾在一起激扬文字，书生意气，那些带着自负色彩的讨论帮助我在一个宏大的经济哲学视角下梳理了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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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编辑，也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学术论文自选集中文版的编者。感谢他发现我的思考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共同创作了这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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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伟博士，我的长兄，他的经济学专著《伊斯兰经济制度论纲》中关于阿拉伯石油战略的思考以及他对于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长期研究，对本书中的农业与石油章节有十分重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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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旭，我的妻子，她帮我整理了全部书稿并做了校对，在我思考和写作的时光中，她始终是我最忠实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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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思考与写作中，还得到过下面各位朋友与同事的帮助与关怀，特此致谢，他们是：郑治、吴青松、李雪琴、王瑞斌、李劳、沈伯韩、秦轩、栾软梅、禇移风、孙存照、王子恢、刘书、张冬萍、司景辉、陈曦、李隽琼、刘映花、李若愚、焦立坤、张黎明、张旭光、邢松松、高翔、田发伟、张洁平、汪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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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错漏之处，还请各位尊敬的读者指正。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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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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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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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一章 没有自觉到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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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公元1998～2008年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人们是否知道，自己正站在后人评述中的中国黄金发展年代；阅读公元1998～2008年的这一段历史，人们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不敢相信的、然而却层层升起的一浪又一浪的经济上升的腾腾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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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公元1998～2008年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人们是否知道，自己正站在后人评述中的中国黄金发展年代；阅读公元1998～2008年的这一段历史，人们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不敢相信的、然而却层层升起的一浪又一浪的经济上升的腾腾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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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历史时期，往往会产生几个世纪都不能换来的短暂快感。在举出大唐帝国的高潮年代后，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总有几个小小的中兴，但战略的最低点却是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大视野中看，100年的下沉在政治上可以表述为手工生产农业已达极致的一个封建国家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击败，国家信心的沉沦渐次渗入文化并在国民的潜意识中最终生成深深的历史自卑而百年难以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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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笔下研究的资本主义成熟较晚的德国，因为一个功能性社会的缺乏而最终以世界战争的形式为自己补课；中国则用另一种形式在20世纪后半叶为自己补课并最终走入生产力的困境。幸运的是，这个国家最终选择改良的方式纠正功能性社会的偏差。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总体可以在国家的经济哲学视野中看到清晰的路径，纠正以工业架构为基础元素的主观社会理想愿景，回到实实在在的东方大地上来：把基于钢铁与机器的一代欧洲社会主义理论的纠缠不清的纷扰，运用中国的智慧与实践解除；把工业和用理想主义重构的政治官僚体系消肿；对愿景先行的城市化在政治与社会上的后遗症——城乡二元分裂这一30多年最大的社会领域问题试图找到解决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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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经济哲学梳理改革前30年的理论变革，是为了看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在中国前30年的发展中其政治与社会价值。“经济中心理论”恰恰是极大纠正功能性社会缺失问题的核心动力：农民走出了困境，“三农”问题获取了基本的政治权重；国有企业走下历史神坛，企业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本身是一次生产关系的隐秘变革；私人（民营）企业在语言、理论、认识上，从大地深处长出并成为东南沿海世界工厂的主力军，解放劳动力获取的是人口红利，这是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改革派就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第一次真正认识世界和全球化并成为党的文件的标准用语在政治上是了不起的坚持，即使在西方的政治话语中，左右党派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分歧也是难以弥合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田园牧歌式的黄金年代，但那种历史回忆遮盖真相的理想主义情怀往往不能帮助人们看清对于1998年以来中国黄金发展期的问题，比如，出口型经济后遗症、贫富差距、房地产泡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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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哲学总结，引出了自199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黄金十年的论断。这样的种子自1978年已经播下并在1993年的生产力解放运动、1994年的一揽子大型改革方案中发了芽。它们的收获期在1998年后陆续到来……它们纷纷成长为下面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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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人口红利的溢出，并补给到东南沿海的全球出口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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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企解除社会责任（目前看仍然不彻底）而成为经济主体后，对于社会功能均衡的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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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产权改革的突破（在2004年的大讨论中部分受阻），帮助在国家经济中建立了竞争者游戏规则，民营企业与国企的并存在优化政治认识的同时，强健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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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的财政实力强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平衡改进为1998年后的黄金十年准备了政治条件（2005年人民币升值后地方政府的土地拍卖又强化了这种平衡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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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吃尽人口红利优势的东南沿海出口基地，是中国开始讲WTO世界语的第一推动力，后者对于政治与社会游戏规则的“国际化”带来的空前的、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仍然只看清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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